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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  王力雄 著

第三章確立主權的互動(13)

【多維連載】

中國變得更加需要依靠西方了。英國一直反對班禪返藏,更不會容忍中國對西藏用武。民國外交部立刻對派兵護送班禪返藏的方案提出異議,強調“此時國難緊急,在國際情形上,總以不引起任何強大友邦之反感為宜”〔80〕。國民政府只好暫且放棄經營西藏,全力對付日本人進攻。一九三七年八月份的行政院會議決議﹕“抗戰期間,班禪應暫緩入藏”。漂泊中國內地十五年、處心積慮盼望返藏的九世班禪喇嘛受此打擊,三個月後即與世長辭,年僅五十五歲。

因為班禪進藏問題陷入僵局的中藏關係由於班禪去世有所緩解。接替黃慕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吳忠信藉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之際再度以中央大員身份進藏。他對西藏採取了從感情入手進行籠絡的做法,為此禮品就帶了三百多馱,給達賴個人的禮品得八十多人抬。吳忠信的隨員朱少逸記載,給達賴的禮品內有﹕

赤金紀念章一枚,重約三兩﹔金字銀屏四扇,長均五尺,寬二尺﹔紋銀浮圖一,花瓶二,高各三尺許﹔紋銀果盒一,徑盈尺﹔珊瑚佛珠一串,計一百零八顆,粒皆大如拇指﹔綠玉碗二,精凝滴翠﹔福州漆掛屏四扇,技巧絕倫﹔餘如湘繡屏畫、景泰藍器、細瓷餐具、金絲地毯,以及各色綢緞呢絨、粗細茶葉,凡二十六色、二百四十餘件,純係國產名貴之品,價值在十萬圓以上,饋贈之厚,創民國以來之新記錄。〔81〕

西藏三百多六品以上的僧俗官吏,均有饋贈。西藏三大喇嘛寺上萬僧人,也都得到佈施,平均每人給藏銀七兩五錢,吳忠信自稱“此次佈施之範圍既廣,而每人所得之實惠,亦為空前所未有也”〔82〕。他還帶去一畢業於德國漢堡大學的醫學博士,在拉薩大行醫道,妙手回春,“活人無算”,治愈的病人包括達官顯貴乃至活佛,同行者為此贈詩﹕“佛能活人難自活,君能活佛更活人”〔83〕,與共產黨後來在西藏搞“統戰”的手法如出一轍。

然而所謂政治,基本特點之一就是不被感情左右。西藏統治者收下厚禮,並沒有因此改變原則,甚至吳忠信在坐床典禮之前見一見轉世靈童的要求都不同意,直到吳忠信以帶團離藏為要挾,才取得藏方妥協。隨後又在坐床典禮的座位排列上發生爭執。最後是照駐藏大臣舊例給吳忠信安排的座位,這即被視作體現中國主權的重大勝利,為以後中國人多次援引。殊不知僅把主權體現在這點小事上,本身就已經說明這種主權的虛假與無奈。

當時的西藏攝政熱振歷來被中國史界評價為“熱愛祖國”、“擁護統一”。吳忠信進藏時熱振對其態度友好,然而凡涉及實際問題,都圓滑地推託。使吳忠信進藏基本未取得實際成果。在吳忠信的親筆記載中,熱振對民國政府要求在拉薩設立駐藏辦事長官公署一事回答如下﹕

﹙一﹚藏中內情複雜,人民疑慮夙深,此時驟設高級機關,易滋生誤會。﹙二﹚英國代表古德在此未去,正密切注意中央與西藏問題之開展,不無顧慮。﹙三﹚按照十三輩達賴向例,此等重大案件必先交僧俗民眾大會解決,預計萬難通過,屆時徒損中央威信,本人心殊不安。﹙四﹚此次完成達賴坐床典禮,漢藏情感恰臻圓滿,此時吳委員長盡可先行返京覆命,本人在此當再徐為運用,總期達到中央希望。﹙五﹚本人受中央厚恩,無時不思竭誠圖報,既有所見,不能不掬誠相告。〔84〕

其圓滑程度,可以略見。熱振真正表現出“親漢”是在與其後任攝政達札進行權力鬥爭處於下風之時。那時他的代表向民國政府提出三項要求﹕一、請求中央下令要達札交權﹔二、借款二十萬元作為幫助熱振復出的活動經費﹔三、如果前兩項不成功,務請國民政府派軍隊和飛機支援,迫使達札交權〔85〕。所以,親漢不親漢,關鍵在有用沒有用。指望西藏人自覺維護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不過是自作多情。

一九四九年中國又面臨政權崩潰。國民政府在中共的強大攻勢面前節節敗退,引起西藏上層的擔憂。一位西藏的貴族官員後來回顧說﹕“我們長期同國民黨打交道,因而已經很清楚,無論他們怎樣說﹙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都不能把他們的主張付諸實踐。例如,他們甚至連派軍隊護送班禪活佛進藏都不能做到。他們聲稱要做這做那,但是他們什麼也做不到......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共產黨非常強大,因為我們每天都聽到這裡或者那裡被他們佔領了......這些人的言行確實很認真。”〔86〕

同時,噶廈政府認識到,這是自中國發生辛亥革命以來又一個可以利用的時機。他們找了一個對國民黨政府來說似乎冠冕堂皇的藉口──清肅共產黨,邏輯卻頗為牽強﹕漢人中有共產黨,將來會把解放軍引進西藏,共產黨皆秘密工作者,隱藏甚深,無法區分辨別,因此為保險起見,只有將全部漢人驅離西藏。

一九四九年七月,藏政府派兵包圍國民政府駐藏各機構,封閉電臺,限制漢人活動自由。但是這一次沒有發生武裝衝突﹙在藏漢人沒有軍隊和武器﹚。噶廈為漢人舉行了宴會和送別儀式,然後分批將所有漢人在藏軍押送下送至印度,驅離西藏。西藏又一次徹底割斷了與中國的所有聯繫。

國民黨政權那時已經自身難保,除了幾句軟弱的口頭表態,不可能做出實質性回應。從一件事可以看出其政權機器瓦解的程度。當年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常希武回憶,他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十六時,用備用電臺把噶廈驅漢的消息以“十萬火急”之等級發往重慶總臺,第二天上午十點又與重慶總臺再次通報,並收到對方的收妥憑證〔87〕。然而國民黨政府駐印度新德里大使直到七月二十一日才得知西藏驅漢,那時漢人官員已經全部離開拉薩。國民政府的中央機構,則拖到八月八日才回電噶廈表示抗議。〔88〕

西藏從本世紀的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五一年四十年間,實現並保持了完全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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