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連載】
今則達賴喇嘛及全部政府人員咸來投奔吾人,求吾人維持其直接交往之權利,求吾人派遣英國官吏,甚且攜帶軍隊前往拉薩,並求與印當局締結聯盟。此種變局,殆一切人類史上所僅見。百五十年來,吾人向彼方所求而不得者,彼今自動向我要求,而我當局乃以避免干涉之旨趣答覆之。前此為貫徹對藏之要求,吾人不惜出兵拉薩,恫以武力,今藏人自動輸誠於我,而我反拒人於千里之外焉。〔45〕
後面將有專門一節討論西藏高原建立防務的成本,顯然貝爾的解釋比榮赫鵬的感情用事更接近事實,即使英國當時有這樣的願望,也不可能有這樣的能力。失望的十三世達賴繼續他的努力,他在一九一一年給俄國皇帝尼古拉二世寫的信,典型地表達了他那時的態度和選擇﹕恩治廣闊大地之大皇帝尊前﹕
敬啟者。我西藏國與滿清國之間僅屬施主和福田之關係,並無領屬關係。為了逐步滅掉我西藏國,誘惑藏民,企圖奪取所有權力,傷害佛教,殺害僧侶,強奪財物,其虐待難以言表,這種踐踏仍在繼續。因此,無法與之保持近親之關係。西藏之事全靠俄英兩國締結條約,方才維持到今日,現在西藏國全體君臣一致要求依靠兩個大國實現獨立。故此,本達賴喇嘛我啟請大皇帝,兩國即刻磋商,並向各大國宣傳,給予援助,特別是滿清方面包藏禍心,可能會冒認西藏為其領土,出兵滋事,望兩個大國進行磋商,無論如何對實現獨立給予堅決的支持和提攜......〔46〕
俄皇雖然回信表達了對西藏的愛護之心,也只是停留在口頭上。為如此荒涼巨大的西藏承擔責任過於沉重,且看不出能得到多少回報,莫不如讓中國繼續它的宗主權,維持原有格局。為了對英國人表示俄國沒有私下與藏人交易,俄皇還把達賴的信轉給了英國,使達賴一度在收留他流亡的英國人面前極為尷尬。〔47〕
清政府因為十三世達賴的出逃對他進行了最嚴厲的處置──革除其達賴名號,另選靈童重立達賴。這在宗教信仰者眼裡簡直是匪夷所思,一個世俗政權如何有資格決定誰該當神﹗但是中國統治者不在意這種邏輯矛盾。皇權在中國被視為最高權力。皇帝不拜佛,理論解釋是“現世佛”不拜“未來佛”,皇帝本身就是佛。達賴喇嘛僅僅是菩薩的化身。套用世俗的科層觀念,佛比菩薩的官大得多,廢了他又如何﹗這種國家對宗教的管制在中國一脈相傳,到中共時期達到登峰造極,這是後話。
當時,甚至還有就此廢除達賴制度的意見,如溫宗堯在其奏折中建議﹕“達賴既革,當以呼圖克圖分任藏事。利用轉世迷信之愚,永廢達賴之制,則番官各自樹幟,而英俄無從牢籠。”〔48〕這種徹底廢除達賴制的主張一直為一些中國人所堅持,中共內部至今有人認為,中共治藏的最大失誤就是在“平叛”或“文化大革命”期間,沒有抓住時機廢除達賴,使其成為以後一系列西藏難題的根源。
不過有一點是顯見的,自川軍進藏,達賴出走,駐藏大臣在西藏的處境大為改觀。聯豫推行的新政與改革也大都是在那以後才得到落實。所謂“軍至則改觀矣,達賴革則屏息矣”〔49〕,中國在其本身最衰落的時期,卻對西藏實現了有史以來最有力的控制。榮赫鵬如此評說﹕“中國政府銳意經營西藏,經營結果,使西藏政府徒擁虛名”〔50〕。然而,這種變化只是一時威懾的結果。中國仍然沒有在西藏建立自己的政權體系,靠的還是西藏本地官員行使政府職能,也即二者依舊是“接口”關係,只不過此時的“接口”相對過去較為服從而已。
只要還是“接口”關係,即使達到最理想狀態──西藏方面百依百順、言聽計從,本質上也是蘊涵危機的。因為這種主權依賴的是一個並非能由主權自身把握的變數──即西藏“接口”的忠誠。只要西藏“接口”隨時決定不那麼百依百順,或是脫離與北京的對接,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頓時可以成為虛有。
當然,西藏“接口”是否能夠和敢於脫離中國,除了其自己的意願,更重要的還得考慮北京的威懾。晚清王朝在西方列強面前儘管軟弱無能,對西藏卻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軍事力量佔有絕對優勢。這種威懾像一條“繩索”,把西藏與中國硬性地“捆綁”在一起。這一直是西藏獨立的最大障礙,也是西藏分離勢力從來都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雙方力量差距如此懸殊,以至西藏除了等待“天賜”以外,幾乎沒有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擺脫中國。
對十三世達賴喇嘛,這個“天賜”是不期而至的。當他處於最為絕望的時刻,中國內地城市武昌的一次軍隊起義引發了整個中國的連鎖反應,史稱辛亥革命。十四個省相繼宣佈獨立,延續幾千年的中國皇朝幾個月內土崩瓦解,陷入一片混亂。革命黨和保皇派紛爭不已,群雄並起的軍閥擁兵自立,劃地割據。這種混亂不久就波及到中國的駐藏官員和軍隊之中。
後人敘述那一段歷史,往往用人云亦云的套話,如“駐防西藏的漢族士兵起而擁護共和派”〔51〕,“駐藏川軍起義響應辛亥革命”〔52〕等,這種話寫在書上堂而皇之,然而事實真相遠非如此宏觀和純粹,甚至很委瑣。考慮到類似情況在未來不是沒有可能重演,所以我想把這一段往事講得細一些。
當年入藏川軍士兵皆從社會底層招募,多流氓無產者。其時四川民間社會有一基礎廣泛的江湖組織,人稱哥老會,亦稱袍哥。川軍中哥老會勢力極大,大部分士兵都入了會13。而軍官多為學生,不善治軍,無事時尚能維持局面,一有變局則必大權旁落。辛亥革命的消息傳到西藏,首先軍心動搖。據當時在西藏親歷整個過程的人記述,促使嘩變的直接原因是川軍炮隊一個袍哥頭子在聯豫轎夫所開的飯館內發生口角,繼而發展成群毆。聯豫聽信自己轎夫的一面之詞,認為炮隊有造反之意,下令收炮隊的槍。炮隊眾兵正在疑懼之時,恰見聯豫轎子往營地來,其實只是空轎路過,聯豫不在轎內,炮隊士兵卻以為是來捕殺他們,遂即嘩變〔53〕。
嘩變後哥老會成為指揮核心和組織資源。他們一不做,二不休,乾脆綁架聯豫,由袍哥接管軍隊。然而他們沒有政治路線,先是模仿革命,成立議會,後又宣佈勤王,向西藏政府勒索十萬兩銀子和五千匹牛馬做回內地的盤纏。藏人一方面不敢不從,同時也盼著漢軍早日離藏,寧願花錢送瘟神。可是漢軍得了錢又不走了,抱著非亂不能生財的心理,在拉薩趁火打劫。“皆思飽掠財物,掣之以歸故鄉,意在此而不在彼”〔54〕,“白晝率兵四出,探知殷實番家,即誣以藏有蠻兵,入室抄去資財,行同盜賊,誣百姓為蠻兵,即拿回梟首剁指”〔55〕。當時拉薩陷入混亂,槍聲不斷,“日未落路上無行人,居民一夜數驚”。漢人內部派別紛爭,革命和保皇兩副面孔翻來覆去,內訌不斷。駐守江孜、日喀則、亞東的中國守軍,也受拉薩局勢的影響,相繼嘩變,分成不同派別,自立山頭,各行其是。
對漢人統治早有不滿的西藏各地則趁機舉事。在中原動盪、前途不明、人心思歸的情況下,駐藏軍隊喪失鬥志。後藏最早開戰,當從江孜派出的救兵趕到時,被圍漢軍已將槍枝賣給藏軍,換取藏軍網開一面,逃往印度。江孜援軍也隨之模仿,賣槍為旅費,自行離藏。清政府派駐江孜的官員皆先後擅自棄職,離開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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