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連載】
類似情況在中國內地進行“土地改革”時也有出現,大量農村中被視為地痞、無賴和“破鞋”﹙性關係放蕩的女性﹚成了“積極分子”,站在階級鬥爭最前列,帶頭鬥地主,分田財。這種現象不難理解。真正的農民大都老實厚道,安分守己,讓他們去拿人家的財產,開別人的鬥爭會是不容易的,至少在開始階段難以被發動起來。而那些具有流氓無產者性質的人最無所顧忌,熱衷混水摸魚。他們也屬於窮人行列,符合中共的階級路線,所以往往是這樣的人成為中共最初的群眾基礎。再往遠追溯一下,其實相當多的革命在初期階段都有這個特點。毛澤東二十年代寫的一篇文章,專門為被有些人稱為“痞子運動”的農村革命進行辯護〔36〕。凡儒雅而有教養之人,很難看得慣那些具有痞氣的“積極分子”,心態有潔癖者更是會心生厭惡。以班禪的高貴地位和傳統立場,他不討厭犯上作亂的“積極分子”才怪了。況且,以他的地位和活動範圍,能與他接觸和直接溝通的人,可想多屬與他具有同樣心態的上層社會和傳統人物,對底層翻身天然抱有敵對和挑剔的態度。他的信息來源因此也是有偏見和渲染誇張的。評價一個社會變革或運動,不能僅看其是否“乾淨”。革命從來都是魚龍混雜。應該看到,西藏的社會變革除了被一些積極分子當作撈取個人好處的機會,也確實給普通百姓帶來了一定利益。他們通過直接受益簡單明了地理解了“民主改革”的含義,清晰的階級原則也不像過去的“統一戰線”那樣使他們迷惑不解,所以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最終都成為共產黨革命的擁護者。
除了底層藏人由於利益所得接受了革命,還有一些傑出的藏人是被共產黨帶進西藏的新生活所吸引。格桑朗杰是一位藏族音樂指揮家,日喀則人,現年五十出頭。“民主改革”以前,他在班禪培養僧官的學校﹙孜洛布扎﹚念書,那時他經常逃學。
......為什麼﹖孜洛布扎的教師都是喇嘛,每天的學習單調極了,教師還經常拿棍子打我們。我是個好動的人,上課的時候老愛做小動作,跟同學在底下悄悄說話。有一回,我又在走神,不料,班主任就站在我身後。他一鞭子抽過來,鞭子在頭上繞了一圈,左眼當時就出血了。為此,我一星期沒能上課。不去那上課當然高興,但心裡充滿了壓抑感,還有一種恐懼感。在那兒心情不舒暢,自然就想逃避。我這人喜歡明快的調子。那時候西藏剛剛和平解放,解放軍在日喀則辦起一家銀行。我每天上學的時候,都見他們銀行的人一塊出操。我又奇怪又羨慕,怎麼這些漢人還挺會玩的﹖我見他們工作完了又一起吃飯,驚訝得不得了﹕怎麼吃飯還在一起﹖這麼悄悄看了幾天,心裡便嚮往起這種生活了。
......銀行門口貼著一張招生廣告,說銀行要招十五歲到十八歲有藏文基礎的學生到內地學習,我一看就動心了,和扎西商量好一塊去報名。扎西符合年齡條件,我雖然只有十二歲,但我的藏文挺好,招生的老師看了我寫的藏文非常滿意,問我﹕願意去內地嗎﹖我說願意。又問﹕家裡同意嗎﹖我說同意。其實,我倆偷偷商量了,誰也不准告訴家裡。報完名,離出發還有三天,我們逃學了。整天躲在麥地裡吃崗布,就是青豌豆。想到就要到一個新鮮的地方讀書,那份高興啊﹗誰知道,就要走的時候,扎西沉不住氣了,告訴他爸爸。那時他只有爸爸這一個親人。這下砸鍋了。他爸爸害怕極了,兒子怎麼能參加漢人的組織﹖當時,在老年人看來,內地漢人呆的那種地方是極為恐怖的。照我姥姥的說法,漢人是吃人的。我當然不信,因為我親眼過銀行學校的人在一起是那麼團結友愛。但沒法說服他們......
扎西爸爸把我們報名的事告訴孜洛布扎,這下可不得了了。學校說我們是大逆不道,打了扎西七十鞭子,打了我五十鞭子。打的時候扒光了衣服,兩個人按住腿,一個人抓住手,打完之後都走不了路了。沒辦法,還得硬著頭皮去那個孜洛布扎。
和我家住一個大院的有個藏劇團的演員叫瓊普珍,她的丈夫白瑪也是演員。一九五六年他們參加少數民族參觀團去內地演出。一九五七年他們回到西藏,跟我們家裡人講內地如何如何。聽她說起來就像仙境一樣,從窗戶裡伸手就可以吃到又大又甜的蘋果,內地學校不打學生,自己想學什麼就可以學什麼。我聽得入迷了,這個地方我要能去該多好......
那以後,我再沒有心思去孜洛布扎上學,經常逃學,一個月也不知能否去四五天。逃學也不再是就近轉悠,而是跑得很遠很遠。我說我要去拉薩,就往去拉薩的方向跑,跑到謝通門,跑到大竹卡渡口,已經不遠了,沒吃沒喝,只得又返回來。過些日子,我又說去印度,朝亞東方向跑,跑到白郎縣又折返了。我的心躁動不安,如此反覆不已,把家裡折騰得夠嗆。家裡幾次派人把我抓回去,怕我掉到河裡淹死。媽媽焦急地問我﹕你到底要幹什麼﹖我說﹕我要上漢族的學校,那種學校有意思,不打人,還有星期天......〔37〕
不少經歷過那個年代的藏人都曾被“解放”的生活所吸引。他們對當時的進藏漢人也抱有很強的好感。尤其事先聽了無數解放軍如何可怕的謠言4,一旦發現解放軍守紀律,慷慨好施,平等待人,會使好感加倍。對藏人的這種心態,當年的西方報導也不能不正視。譚•戈倫夫﹙A.TomGrunfeld﹚在他的書中寫道﹕“大多數報導認為,有一些西藏人對漢人的到來表示高興。彼得•奧弗斯舒特(PeterAufschneiter)告訴英國駐加德滿都的外交官說,普通西藏人喜歡漢人,因為他們誠實,並且把土地分給西藏人。貴族家庭中的年青一代也認為現在有機會進行一些積極的改革了。許多過去在印度英國式學校學習的學生,後來自願轉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學習......對中國最尖刻的批評家也不得不承認在五十年代裡,大部分漢族的士兵和文職人員都起了模範作用。目前流亡在外的貴族和以前的官員也承認,與他們相比,西藏官員的行為還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38〕一位親身到過西藏的西方人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
很久以前──在重大變革發生以前──我曾經親眼見過一個在農奴的擔架上出生的貴族,當時正在穿越高原的途中。他有著可想而知的嬌嫩皮膚,覆蓋著溫暖的衣物和精巧的珠寶。圍著他的農奴們都是赤足,凍得發抖,神情憔悴,衣衫襤褸,這使人想起了被工蜂團團包圍的偉大的蜂王。
那位西方人隨之就西藏的社會革命說﹕“至少這種情況再也不會發生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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