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連載】
4、西藏有了選擇
這是一個連鎖反應﹕西方以主權標準對西藏的介入刺激了中國在西藏確立主權的行動,中國的行動則刺激了西藏徹底擺脫中國控制的願望。在東方式的朦朧關係中,西藏可以用“架空”方式保持實質上的獨立,以表面臣服換取實在利益,一旦被中國納入明確的主權結構,那就成了真正的臣服,權力遭剝奪,對西藏統治者而言是失去最大利益,是任何別的利益都不能交換的。
何況,日趨沒落的晚清中國還能給西藏什麼利益呢﹖西藏以往臣服北京的理由──尋求保護和仲裁──已不存在。一方面,從外交而言,當時的中國在國際爭端中連連蒙羞,連自保都困難,又如何可能保護西藏。經歷了兩次與英國交戰的失敗,西藏對這一點有切膚之痛的認識﹔另一方面,從西藏的內政而言,十三世達賴喇嘛作為西藏政教最高權威的地位當時已經相當穩固,也不再需要依靠北京的仲裁和支持。
一九○○年,俄國一支持有中國政府批准之護照的考察隊在藏東察木多﹙昌都﹚地區瑣圖村受到藏人阻擋。中國護照不能說服藏人讓路,用考察隊首領科茲洛夫的話說﹕“射手比任何中國護照更可靠”〔39〕。在與藏人的衝突中,俄國人槍殺藏人二十一人,傷十九人,焚燒房屋並掠奪馬匹,然後毫無損傷地揚長而去。事件發生後,俄國人沒受到任何處置,反被中國方面護送出境。而對要求官府作主的藏人,清政府一拖再拖,拖了三年。最後是由清政府按每個死者八十兩銀子,每個傷者十六兩銀子,共付二千零三兩銀子就算了事。當時的駐藏大臣裕鋼在結案後寫了一份奏折,僅看那份奏折12,已經足夠理解藏人為何要拋棄中國另尋靠山。
西方尤其是英俄勢力在亞洲的迅速擴張,使原本僅為中國專有活動領域的西藏,處在了中、英、俄三個大國之間的三角地。中國不再是對西藏而言的唯一強者,且事實表明,中國遠不如另兩個大國。十三世達賴喇嘛曾經把尋找新靠山的希望寄托於俄國。他把俄國當成信奉佛教的國家,從而希望能重現元朝那種結構──由西藏人充當精神領袖,一個強大的世俗帝國充當信徒、施主兼軍事上的保護者。他在一九○四年逃出拉薩躲避英國人,也許就抱著與俄國人建立聯繫的願望,企圖依靠俄國抵抗英國。但是當他到達與俄國距離已經很近的庫倫﹙今天蒙古共和國的首都烏蘭巴托﹚時,俄國在對日戰爭中失敗,俄國國內發生一九○五年革命,舉國混亂,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幻想也不得不隨之破滅。
那一段十三世達賴喇嘛陷入痛苦的彷徨,甚至居住地都成了問題。他的宗教地位超過庫倫的蒙古大喇嘛,後者被對比得相形黯淡,大量信徒把供奉送給達賴喇嘛,使其蒙受損失,於是庫倫大喇嘛改變了開始對達賴喇嘛的歡迎,逐漸變得無禮,搗毀了達賴法座,還當著達賴喇嘛的面吸煙〔40〕。世態炎涼令人寒心,連宗教領域也非淨土。十三世達賴想回西藏亦受各方阻礙,不能實現。他還是沒有擺脫掉中國的控制。當他被召到北京給慈禧太后祝壽時,也許他還有與清廷達成諒解的一絲希望。多數史書認為他與中國的最終決裂,在於慈禧太后堅持要他見面時下跪。雖然西藏在世俗權力中臣服中國,但是達賴喇嘛從來認為自己的宗教地位至高無上。何況從前五世達賴喇嘛到北京時,不但未曾下跪,清帝還出城遠迎。然而時過境遷,當年的清朝為了安蒙古需要籠絡西藏,此時的清朝則需要表現自己對西藏的主權。西藏的政教合一使達賴喇嘛不僅是宗教領袖,還是西藏世俗權力的最高代表,所以他必須下跪。為了解決這個爭執,十三世達賴喇嘛覲見的時間拖後了半個月,最終的妥協是達賴喇嘛以單腿跪拜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這對從來以神自居的達賴喇嘛,內心屈辱是可想而知的。而這種屈辱是迫於沒有民族前途的無奈,痛苦就會更深,也必然使他產生更強烈的逆反心理。
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見了十三世達賴喇嘛之後,僅在一個多月內,兩人相繼死亡。本已千瘡百孔的晚清王朝陷入更加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的境地。那時達賴喇嘛一直逗留在北京,貼近地目睹清王朝的腐朽和沒落,肯定會進一步加強他擺脫中國控制的決心。他此次在外流亡五年的時間,極大地開闊了眼界,磨練了意志,建立了關係,使他從雪山深處的神王變成了一個民族領袖和政治家。
趙爾豐、聯豫等在康區和西藏實行的新政,也深深地刺激了十三世達賴喇嘛,西藏的自由和傳統,包括達賴喇嘛自己的統治地位都受到威脅,等於從根基上毀滅西藏社會。慈禧與光緒一死,十三世達賴喇嘛立刻就踏上回西藏的歸程,並且在途中就開始遙控藏人進行抗爭。
前面提到過,張蔭棠在其整頓藏務的初始就強調﹕“惟整頓西藏,非收政權不可,欲收政權,非用兵力不可”。其時中國對西藏唯一的威懾只剩用兵。隨著達賴喇嘛即將回歸,藏人對中國統治的反抗越來越強烈。四面受敵的駐藏大臣聯豫要求清政府向西藏增兵,以保證自己的──同時也是中國的──權力在西藏的有效性。一九○九年,清政府下令四川組織一支兩千人的川軍,在將軍鍾穎的率領下向拉薩進發。達賴喇嘛深懼中國軍隊進藏的威脅,下令西藏軍隊和民兵以武力阻止。從而又促使清廷命趙爾豐的軍隊為進藏川軍增援護送,導致更多軍隊進入西藏。
這是一個互動升級的過程。不僅僅限於軍事衝突,還造成雙方心理的對抗,反過來再影響政治局勢。將十三世達賴與聯豫之間的衝突做一歸納,可以看到這種互動升級形成一個鏈條,一直導向雙方最終決裂。十三世達賴到達拉薩時,川軍還在路上,雙方還沒撕破臉皮,聯豫率領下屬出城迎接,達賴因為心中憤恨川軍進藏,對聯豫視若不見﹔聯豫因此惱羞成怒,立刻尋釁報復,先是強說達賴私購俄國軍火,帶人闖進布達拉宮檢查,沒查到,又派人截下尚在途中的達賴行李,開箱搜查。結果軍火沒有搜到,達賴的物品卻丟失了不少﹔試想達賴怎麼咽得下這口氣﹖隨之的反措施是下令藏人罷差罷糧,斷絕對駐藏大臣衙門的一切糧草和伕馬供應,並禁止藏民與漢商貿易﹔聯豫的回應則向北京報告達賴“陰蓄異謀,極宜防維”,請在進藏川軍之外再增兵進藏﹔當中國軍隊一路擊潰藏軍而逼近拉薩時,達賴曾試圖與聯豫講和,聯豫卻意氣用事,不肯妥協﹔加上臨時組建的川軍多流氓之輩,軍紀極差,途中受藏人阻擊又心生恨意,進拉薩後即槍傷藏民,侮辱藏官﹔出於對中國完全失去信任,也出於對已成水火之勢又擁有武力優勢的駐藏大臣的恐懼,剛剛流亡五年,回拉薩僅數月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又一次出逃,再度踏上流亡之路。
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這一次出逃頗為奇特。他急奔而去所投靠的恰恰是造成他上一次流亡的敵人──英國。一九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達賴逃進英國控制的錫金﹙隨後進入印度﹚。當時他一定要住進英國人的房子、並在英國士兵的保護下才感覺安全〔41〕。正如榮赫鵬所驚嘆﹕“世事之翻雲覆雨,變化不測,寧有甚於此者﹖”〔42〕達賴做出這種選擇,一方面因為剛從北方返回的他知道重返北方不會找到希望﹔另一方面,雖然英國人曾以大炮轟開了拉薩大門,但是與滿清官員的腐敗霸道相比,他們的禮貌、守信和慷慨給西藏人留下深刻印象,態度也隨之發生轉變。當然,這種選擇還反映了十三世達賴喇嘛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大膽和靈活。
以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此次逃亡為起點,西藏上層社會改變了歷史上一貫臣服北京的政治路線,開始了以爭取西方支持為資源的近代“西藏獨立”運動,一直延續到今天。
據那一段時間與十三世達賴接觸密切的英國人查爾斯•貝爾記述,十三世達賴喇嘛當時的構想是按照不丹與英國簽定的條約模式建立英藏關係,即將西藏的對外事務置於英國的控制之下,由英國提供保護,而西藏保持內政方面的自治〔43〕。令達賴沮喪的是,英國拒絕了他的提議。貝爾是這樣解釋的﹕“就我們來說,去承擔亞洲高原一百萬平方英里的防務是極端愚蠢的行為。”〔44〕為此,榮赫鵬深感不滿﹕
在昔哈斯汀士、波格爾、忒涅、克遵乃至一九○四年我輩之參加使節者,皆欲設法勸導藏人遵循尋常國際交往之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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