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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連載】
妻子回信如下﹕
部隊領導﹕
或許你們已經知道我和萬明的關係吧﹗已經到了這種地步，要我來隊把孩子帶回去，顯然是不可能的，我單身一人，路途遙遠，再說需要那麼多錢，我能去嗎﹖
現在你們出面叫我單位領導做工作，有什麼工作可做，誰理解你們前方軍人，又有誰能理解我呢﹖現在金錢第一，金錢萬能，難道你們不知道﹖不會吧﹗
領導，說實話，我和萬明的感情還沒完全破裂，還沒到不能挽回的地步，然而請你們設身處地為我想一想，我單身一人在這裡，又要工作，又要帶孩子，還要應付與這個家庭有關的各種事情，不怕你們笑話，上廁所都要把孩子帶上，這些你們感受過嗎﹖因此，我只能忍受感情上的痛苦與他離婚，各走各的路，不然叫我怎麼辦呢﹖一副又一副的重擔我擔不起，為什麼要我全部付出﹖我付出的還不夠嗎﹖我又得到了什麼﹖
婚前，我把未來的生活想像得像電影、電視、小說裡面一樣美好、浪漫，誰知，婚後的實際生活壓得我喘不過氣來，還不是因為嫁給了一個當兵的。
領導，如果你們真正關心我，關心這個家，就讓他轉業吧﹗或者調來離我近一點也行，如果你們什麼也不答應，那麼請把離婚證給我寄回，我好重新走我的路，我還年輕，未來的路還很長。
最後，請你們轉告萬明，把孩子給我帶好﹗
此致
敬禮 汪麗蓉
1989·2·15
過四川與西藏分界的金沙江橋，西藏境內的第一個縣城──芒康，座落在一個三叉路口。一條路進西藏，一條路下雲南。一九九四年我開車進藏，在那個路口碰上一個解放軍軍官攔車，他向我打聽有沒有見到一個士兵。雖然他沒說，看他的神態，我已經猜到了八九：那個兵開了小差。軍官指揮他的士兵分頭向雲南和四川的方向追。我繼續往西藏境內開了幾公里，在無人也無草木的西藏大山之中，遠遠看見一個孤獨的身影。像那軍官形容的一樣，沒戴帽子，只穿一身迷彩服，剃光的頭在中午垂直的太陽下發亮。是那個兵。他低著頭，步履沉重，臉上的表情只能用一個苦字形容──苦成一團，讓人看了心疼。我停車在他身旁，那是個農村孩子，問他每一句話都老老實實回答。我勸他趕快回去，向軍官解釋他不是開小差──因為他是向西藏深處走而不是向外走﹙儘管也許是他走錯了方向﹚。最後我學著軍隊的口令讓他“跑步走”。他真地按照軍隊操典的姿勢往芒康方向跑去了。當晚我住在一個叫竹卡的兵站。兵站站長身材魁梧，氣勢豪爽，是個典型的軍人，但是聽我講了逃兵的事，眼裡卻泛出淚水，使勁抑制才沒流出。隨後他感嘆那個兵的前途算完了，不管他是不是真要開小差，都會受到軍紀處分，以後也就不可能得到提拔機會。不過我明白那顯然不是使兵站站長眼含淚水的理由，打動他的是所有進藏漢人內心深處的孤苦與鄉愁。失去了信仰的支撐，漢人在西藏勢必要永遠地受到這種折磨。
毛澤東時代，與意識形態激勵機制相輔相成的，還有中共無孔不入的行政手段。那時中國人從生到死幾乎一切都在中共的行政控制之下，違抗黨的意志將受到極大的懲罰，離開黨的安排也基本找不到活路，所以那時無論派幹部到西藏任職，命令駐守西藏的軍人就地轉業，還是分配畢業學生進西藏工作，即使有人心裡不願意，也很少有人敢於違抗。
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給了中國人一定的自由空間，黨的懲罰也不再像過去那樣無所不及了，強迫人進藏的行政手段也就相當程度上失去了作用。丁青縣一九九三年分配了一個大學畢業生，那個大學生人到了丁青，在丁青縣城唯一的街道上走了一個來回，只扔下一句“這哪是人呆的地方”，從此一去再不見蹤影。他的“人事關係”和“檔案”──二者皆為“鐵飯碗”的象徵──現在仍然放在丁青縣委組織部的櫃子裡。丁青縣委書記辛高鎖跟我說起這事時，表情中只有無可奈何，或者還有一分理解。就連他手下工作了多年的幹部，現在也有不告而辭離開西藏的。現在的中國在“鐵飯碗”之外還有其他許多活路──打工、經商、做實業，可能比“鐵飯碗”還要吃得好。即使是辛本人，也不斷向上級要求調回內地。他父母在山西，妻子在昌都，孩子在重慶，他已經多少年沒有過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之所以他還不能像別人一樣一走了之，是因為他已經當到了縣委書記，一方面有責任所迫，另一方面則是只有通過“組織調動”的渠道，他回內地才能“分配”到相應級別的職位，否則在西藏的二十年就等於白幹了。辛高鎖一九七六年自願報名進藏。那時他大學剛畢業，與他同期有六千多名中國內地各大學和中專的畢業學生﹙被稱為“工農兵學員”﹚自願進藏。現在西藏不少地廳處縣一級的幹部，都由這些人擔任。他們正值中年，熟悉西藏情況，是中共目前治藏的骨幹力量。但是他們當年的“革命”激情早已熄滅，大部分人都在想方設法地活動調回內地，有些人不惜採取“泡病號”、“撂挑子”的方式。因為他們大都面臨與辛高鎖同樣的“分配”問題，不能說走就走，西藏中共組織系統目前還有辦法阻撓他們調離，但是他們多數都是人在西藏，心早已在內地。
八十年代初，還有總數大約四千人的中國內地大學生主動申請進藏工作。他們是在文革之後上的大學，比辛高鎖那批文化革命期間畢業的“工農兵學員”受到更好的正規教育。當時西藏漢人正在大批外調，他們的逆潮而動並非如以往那樣出於“革命理想”，而是文革之後人文主義在中國的復興，使他們盼望到西藏尋找心往的浪漫，是出於個人主義的追求。加上那時北京為了鼓勵他們進藏，允諾進藏八年之後，他們就可以返回內地，由政府安排工作。然而那種浪漫追求僅僅是中國大陸之理想主義的最後一抹迴光返照而已。一九八三和一九八四兩年是高潮，每年有上千名這種大學生自願進藏。到一九八五年，陡降為九人，以後每年只三、五人，甚至一個沒有2。那批大學生的浪漫理想很快破滅，不少人後悔當初的進藏。在熬滿八年後，他們以聯名上書的方式，向中共最高當局要求兌現當初許下的諾言──讓他們回內地。
從自願報名進藏到以集體鬧事的方式要求離開，這種變化反映了漢人在西藏全面潰退的大勢。現這些人已經幾乎全離開了西藏。
對西藏來講，一九八○年是從毛澤東時代進入鄧小平時代的轉折點。進藏漢人的數量，在一九八○年達到最高峰，隨後便逐年減少﹙以下數字不包括駐藏軍隊﹚3﹕
年份
西藏漢人數量
年份
西藏漢人數量
1980
122400
1990
67407
1982
91720
1991
65101
1984
76323
1992
66318
1985
70932
1993
64890
有些到過拉薩的人可能會對我說的無人進藏不以為然。他們在拉薩街頭看到熙熙攘攘的漢人，這些年到西藏做生意、搞工程、打工掙錢的漢人越來越多，怎麼能說無人進藏﹖
的確，現在去西藏的漢人可能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多，甚至超過毛澤東時代。那麼為什麼我說毛澤東時代解決了無人進藏，現在反倒是無人進藏呢﹖區別就在於我所說的進藏，不是臨時進藏，而是進藏紮根，不是那些來到西藏的外地人，而是成為西藏本地的漢人。
區分上述兩種進藏，在中國的現實體制中，有一個判斷標準是戶口。自古以來，中國一直由官方將本地居民登記在冊，作為他們合法身份的依據。中共執政以後，為了對人民實行控制，戶口的作用被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一個人屬於哪裡，上學、工作、住房、婚喪嫁娶、生育後代，甚至是吃飯穿衣﹙糧票布票﹚全取決戶口。中國的戶口制度一個基本特點是戶口遷移受嚴格限制，經常是人出生在哪就再不能挪動。這一點在鄧小平時代雖然有所減弱，但戶口仍然是每個人安身立命的基點之一。人們對戶口具有強烈的隸屬感，所以只有那些戶口在西藏的的漢人，才能被視為西藏本地的漢人，命運才真正和西藏聯繫在一起。其他那些進藏漢人，“根”在其戶口所在地，他們進藏只是臨時的。
以上的西藏漢人數字，只包括戶口在西藏的漢人。他們的戶口絕大部分都是毛澤東時代保留下來的。八十年代以來，再想讓漢人帶戶口進西藏越來越困難，西藏漢人則想方設法把戶口遷出西藏，所以西藏漢人的戶口數量幾乎一直呈現不斷減少的趨勢。
戶口在西藏的漢人，有相當一部分是五、六十年代從軍隊轉業、或從內地被派進西藏的幹部職工及其家屬。現在，這茬被稱為“老西藏”的人普遍快到退休年齡。根據規定，一旦退休，他們的戶口就將遷回內地。現在，他們大多已別無所求，只是等待熬到退休年齡，得到按規定應該得到的待遇，回內地養老。他們的戶口必遷離西藏無疑，而且近幾年會越來越多。他們是對西藏有感情而且具有影響力的漢人，隨著他們離去，北京將失去在西藏最可依賴的人員。
他們回內地，他們已經成年的子女，戶口卻不能隨他們一塊遷離。這是當局為了在西藏保存一定漢人居民數量而採取的強制措施。但是留得下戶口未見得留得下人。由於年輕，是否能得到退休待遇，對子女一代不像對他們父輩那樣是致命約束。其中不少人已經自行離開西藏到內地開始新生活，根本不理有沒有戶口。所以上述人數中，肯定有不少是只有戶口數，已無其人的了。
目前戶口在西藏的漢人，全都不打算在西藏久留。而毛澤東時代把漢人送進西藏的途徑和手段，至今也都失去了作用。有戶口的的漢人目前僅佔西藏總人口的二•八%。從一九九六年開始，又將有五千名漢人幹部職工因為工作年限已到，可以調回內地。如此只出不進，戶口在西藏的漢人數量只能越來越少。
還有另一種無人進藏的表現──戶口在西藏的漢人，即使暫時無法離開西藏，也紛紛脫離基層，向幾個中心城市尤其是向拉薩集中。我只能找到一九九○年的數字，也足以說明問題。如果有現在的數字，肯定更加突出。
1990年西藏漢族人口的地區分佈〔11〕
地區
人口
分佈比例(%)
拉薩
44939
55.3
昌都
7019
8.6
山南
5725
7.1
日喀則
4920
6.1
那曲
2961
3.6
阿里
1435
1.8
林芝
14218
17.5
合計
81217*
100.0
*此數字大於三四八頁表所列的一九九○年西藏自治區漢人總數，估計是在統計時加進了長期居留的無戶口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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