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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  王力雄 著

第八章神界輪迴(8)

【多維連載】

不是,我們這兒沒有一個內地漢人來,都是去咸陽民院上學的本地學生。他們一共回來了十六個人,包括現在日喀則軍分區的副司令江洋次仁。現在他們都是大官了。他們是六六年底回來的。那時縣上的領導幹部都成了走資派,不能控制局面了。縣上也成立了紅衛兵。他們先動員縣上的紅衛兵,縣上的紅衛兵再分頭到各鄉動員。我那年十六歲,在多尤鄉小學上五年級。縣上紅衛兵把材料發給我們,讓我們到群眾中去唸,我們還在牆上到處寫毛主席語錄。

六七年的一月還是二月我記不清了,反正是在春節快到的時候,一天晚上骨幹分子開會佈置了第二天砸寺廟。我那時是毛主席語錄宣傳員,也參加了會。不過當時在會上的決定是只砸扎倉,不砸經堂。第二天兩個村的貧農小組一共十幾個人去砸寺廟。帶頭的是鄉長索朗次仁和貧農協會主任江布羅藏。他們在舊社會都是非常窮的。索朗次仁後來當過九大代表和區委書記。江布羅藏的兒子是那十六個咸陽民院紅衛兵中間的一個。他兒子現在是地區交通局的副局長。

﹙你問咸陽回來的紅衛兵去沒去砸廟﹖沒有。他們動員群眾去砸,自己沒去。﹚寺廟的和尚那時大部分都不在,民主改革時不少跑到印度和尼泊爾去了,還有自殺的,只剩下幾個和尚看廟。他們不給我們開門,我們就把門給砸開了。進去之後我們先扔佛像,然後開始砸扎倉的房子,還砸寺廟過去用來關人的監獄。

砸房子土大,像冒煙一樣,遠遠就能看見。其他村子的貧農小組也都趕來參加了。開始只有我們鄉的人,到中午時,其他鄉的人也都來了。人一多就控制不住了,從砸扎倉發展到砸經堂,最後乾脆全砸了。後來連幾十里地以外的科加鄉、西地鄉都來人參加砸廟。多的時候達到五六百人,前前後後砸了一個多月,全部砸光了。

我們這裡對寺廟的破壞最嚴重,其他地方有的還留下了文物和房子,我們這什麼都沒了。

沒有,群眾沒有拿文物的,當時對那些東西都恨得很。群眾拿的主要是生活用品和家具什麼的。還有搶木料的。一些老百姓參加砸廟是為了要木料。你知道,我們這的木料很缺。金的銀的那些東西先是各鄉分,後來縣上銀行來人收走了。有些銅的東西散在老百姓手裡,每斤三四毛錢賣給了縣上的收購部門。

我後來在普蘭的科加寺看見兩座高達兩米多的銀佛像,就是文革期間被銀行運走的。當時阿里地區歸新疆“代管”,佛像被運到新疆,一直放在銀行保險庫裡。直到鄧小平時代重建科加寺才歸還回來。科加寺的僧人給我掀開佛像的衣服,讓我看佛像銀腿上的有一塊凹坑,那就是當年被砸廟者用大錘砸的。不知道為什麼只砸一錘就中止了,我想也許是在場的銀行工作人員及時進行了制止﹖

我與很多藏人談到文革情況,他們都承認砸廟主要是藏人進行的,而且是群眾自發的,但是像尼瑪次仁那樣談及自己如何參與其中的就很少見了。我訪問過一個名叫吾金次仁的藏人,文革開始時他在日土縣。他講了日土寺被當地藏人砸掉的過程。我問到他當時怎麼做時,他回答他在一旁看。陪我去訪問的當地駐軍軍官跟他關係很熟,以開玩笑的口氣說他當時肯定也動手砸了,他才不好意思地笑著說﹕“那會兒都年輕嘛﹗”

西方著作對西藏文革期間寺廟被砸的描述大都缺乏細節,只是籠統地歸於紅衛兵。即使談到了藏人砸廟,也附加上一些並不確切的事實。如董尼德書中的說法是﹕“西藏人民在槍管的逼迫下,身體力行地參加了寺廟的拆除工程。”〔34〕既然宗教是西藏社會與文化千年發展的核心,人們很難解釋藏人為何會自己動手對其加以毀滅,於是就只有想當然地相信“槍管逼迫”那種理由,或者乾脆就視而不見。

不錯,當時確實存在高壓氛圍,沒有人敢發表不同意見。然而一種社會氛圍並非僅僅由執政者造成,還必須有群眾的配合。有時後者的作用更大。其實當時的中共的西藏政權常常想阻止過激行為,例如西藏的中共軍隊就一直支持群眾中比較保守的一方,而不是支持更激進的“造反派”。事實表明,凡是在當局尚能控制的中心城市和地區,寺廟都得到相對較好的保護,而同為西藏黃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只因為離拉薩有六十公里距離,就被毀壞得只剩下一片廢墟。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當年藏人自發地起來砸廟,的確是一個令人難堪的事實,尤其在全世界都天經地義地認定藏人是受害者的情況下。西藏以外了解這個事實的人很少。中共當局雖然清楚,卻不會涉及這個話題,因為不管西藏寺廟是誰砸的,責任都在於它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對藏人而言,隨著時過境遷,當年的行為成了今天的心病,於是寧願閉眼不看過去的事實,或者希望緘默能夠改變事實。而流亡在外的藏人即使知道真實的情況,也要堅持把砸廟說成是漢人所為,以在國際輿論中維護他們對西藏問題的描述。如此下去,再過一二代人,那段歷史的真相也許真地會被改寫成另外一個樣子。

我說明西藏寺廟主要是藏人自己動手砸的,而且有相當程度的自發性,目的不在於為漢人開脫,把責任推給藏人。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個責任的問題,除了需要正視歷史事實以外,還應該從中得到更多的思考。為什麼千百年把宗教視為生命的西藏人會親自動手砸碎佛像﹖為什麼他們敢於從寺廟拆下木料去蓋自己的房子﹖為什麼寺廟裡物品被他們毫不在乎地毀壞﹖又是為什麼他們曾在那時大聲地否定神靈、虐待喇嘛活佛而不怕遭到報應﹖在這些行動中,除了看到被蠱惑的瘋狂以外,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一旦藏人認識到能夠自己把握命運,就會以徹底解放的姿態拋棄千百年壓在頭頂的“來世”,他們是不是更願意做現世的人而非來世的魂呢﹖

目前的一般觀點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暴政強加給中國人民的,那是一種事後的觀點。以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難推斷當初人民一定反對,是過高地估計了人民的理性和預見能力。實際上理性和預見能力正是人民最缺乏的。在中國內地,普通人民對官僚主義及當權者的不滿,以及長期嚴厲管制所造成的壓抑,使相當一部分人在文革初期是歡欣鼓舞地投入的。西藏也是一樣。甚至在某些方面,我認為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群眾基礎甚至比中國內地還充分。內地的文化大革命矛頭所指主要是中共當權派,而在西藏,文化大革命既可以表達對中共當權派的不滿,也可以發泄已經被煽動起來的對西藏傳統社會的仇恨。群眾獲得解放的感覺是空前的。

固然,毛澤東並沒有真的給藏人以解放和他允諾的“現世天堂”。前面已經談了很多西藏人民在中共統治下遭受的苦難。不過我們同時需要慎重地對待另一種判斷﹕中共的統治不好,因此被中共打倒的西藏傳統社會就是好的。即使在藏人對中共的信仰和敬畏已經蕩然無存的今天,仍舊可以在一些藏人家裡發現毛澤東的畫像,與達賴和班禪的像掛在一起。共產黨曾經給了“翻身農奴”解放的理想,即使沒給他們真實的解放,那理想也已經在他們心中紮根,再也不能拔除。就像當年的朗生次仁拉姆在文革期間被抓去“隔離審查”前,對家人說出這樣的話﹕“就是進了監獄,也比舊社會好。”〔35〕

總之,在六、七十年代,毛澤東的宗教在西藏取得全勝。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控制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大和穩定。今天讓中共經常寢食不安的“民族問題”那時幾乎可以不考慮。藏人對漢人的態度也普遍融洽友好。而達賴喇嘛,那時默默無聞地呆在被人遺忘的角落,心裡一定非常地寒冷。

註釋〔1〕圖齊等,《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218。

〔2〕R.A.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編印,1985年,頁140。〔3〕白冰﹙新華社記者﹚《揭開達賴“善人”的真面目──再訪西藏自治區檔案館》見《光明日報》1996年4月11日。

〔4〕埃德蒙•坎德勒(EdwudnCandler﹚,《拉薩真面目》(TheUnveilingofLhasa),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86-188。

〔5〕《倉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90。

〔6〕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85。

〔7〕斯文•赫定,《亞洲腹地旅行記》,上海書店,1984年,頁493─497。

〔8〕馬麗華,《靈魂像風》,作家出版社,1994年,頁193。

〔9〕馬麗華,《靈魂像風》,作家出版社,1994年,頁149。

〔10〕“漢蒙藏對話──民族問題座談會”紀要,《北京之春》電子版54期。

〔11〕苗凡卒,《布達拉宮藏寶揭密》,載《雪域文化》1991年冬季號,頁52。

〔12〕馬麗華,《靈魂像風》,作家出版社,1994年,頁211-212。

〔13〕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1。

〔14〕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2-3。

〔15〕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頁23。

〔16〕李安宅,《李安宅藏學論文選》,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頁270。

〔17〕《中國人口•西藏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頁57-58。

〔18〕《中國人口•西藏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頁47-48。

〔19〕拉巴次仁、羅布次仁,《宗教、歷史與民族精神》載《西藏青年論文選》頁232。

〔20〕查爾斯•貝爾,《十三世達賴喇嘛傳》,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1985年,頁163。

〔21〕王森,《宗喀巴傳論》,載《西藏史研究論文選》,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98-199。

〔22〕黃奮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頁347-348。〔23〕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87。

〔24〕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時事出版社,1994年,頁379自印度事務部檔案。

〔25〕江中•扎西多吉、降村班覺,《西藏文史資料•第六輯》,頁43。

〔26〕黃慕松,《使藏紀程》,載《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第二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年,頁79。

〔27〕香港《開放》雜誌,1997年2月號,頁36。

〔28〕香港《開放》雜誌,1997年2月號,頁33。

〔29〕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130。

〔30〕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131、133。

〔31〕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132。

〔32〕譚•戈倫夫,《現代西藏的誕生》,中國藏學出版社,1990年,頁273。

〔33〕達瓦才仁,《誰在製造西藏的神話》,《北京之春》一九九七年二月號。

〔34〕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132。

〔35〕《雪域文化•1992年春季號》,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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