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連載】
在農奴中是地位最低的。中共把他們劃分為受壓迫最深的階層。一份調查報告對瓊結縣強欽溪卡的朗生狀況進行了描述﹕
強欽溪卡朗生的勞役主要在溪卡內部,田間農活很少參加,除非是突擊性的搶種搶收。溪卡內部的勞動又分兩個方面﹕有二十八人從事手工業和食品加工,如梳理羊毛、捻線、織氆氌、擠奶、製作酥油、炒青稞、磨糌粑,炒油菜籽、榨清油等﹔有二十二人放牧、趕毛驢馱運東西等。兩人從事炊事工作,如燒茶、打酥油茶、作菜、作青稞酒等。從事以上勞作的共五十二人,約佔朗生總數的百分之九十。
在朗生中,還有少數被主人看中,任命為列久﹙工頭﹚的有兩人。他們已脫離勞動,幫助主人監督和管理農奴,為領主效勞,因此與一般朗生不同。另有主人的心腹佣人兩男兩女,直接為主人的飲食起居服務,與一般朗生也有差別。這六人,約佔朗生總數十%。
朗生自己一無所有,所以在為溪卡勞動時,由溪卡供給他們的生活。強欽溪卡的五十八名朗生中,有十人是單身的,其餘都是兩夫婦,溪卡分別將他們安排住在溪卡高樓的最底層,或溪卡高樓外附近的平房內,每家一間,有子女的適當寬一點。這些房屋矮小、陰暗、潮濕,與主人所住的窗明几淨、高大寬敞、陽光充足的樓上的房間形成鮮明的對比。溪卡供給朗生吃的以糌粑為主,定量供給,每個有勞動能力的成人一天一赤﹙六百克﹚,出外放牧的朗生也是一赤,但量的時候可稍多一點。清茶和酥油茶不限量。不過這裡的“酥油茶”不是真正的酥油茶,而是用菜籽油代替酥油打成的“酥油茶”,這種代用品打成的“酥油茶”很不好喝,溪卡給朗生喝這種“酥油茶”的作法,是主人刻薄的一種表現。廚房燒好茶後,朗生自己拿茶壺去倒,每天中午和下午供應兩次,算是正餐。正餐還要供給青稞酒,男朗生兩餐皆有,女朗生只供應中午一餐。這種酒實際上是解渴去乏的飲料,製作容易,水的比例很大,質量差,由炊事員分給大家,八個人一大罈,一般都能喝夠。早、晚還有兩次圖巴﹙粗麵粉攪成的糊糊湯,一般還加土豆。若用骨湯並加入牛羊肉則成為高級圖巴﹚,定量供給,由炊事員分給大家。上山放牧的朗生定量發給茶葉、酥油和酒,帶上山自己處理。大部分的時間無菜,每四天左右的一個晚上喝圖巴時做一次菜,放少量牛肉或羊肉。穿的方面,在朗生長年所織的氆氌中,拿出一部分,每年每人可得一件藏袍的衣料或成品。婦女可得邦單﹙圍裙﹚一條。以上供給對單身朗生來說已基本夠吃,衣服也勉強夠穿。〔15〕
可以看到,朗生的待遇很低,生活狀況也差,但是當時西藏社會整體生活水平普遍較低,不能把朗生的狀況全歸於領主虐待。朗生能被提拔為頭人、管家和工頭,說明階級之間的隔絕不是絕對的。所說朗生住的房屋矮小陰濕,難比主人住的房間,這種差別即使在今天僱佣保姆的北京市民﹙包括中共幹部﹚家裡也隨處可見。菜籽油打的“酥油茶”味道確實不好,今日西藏的旅遊線路上,不少老百姓就把那種酥油茶賣給遊客,他們也許就是當年的農奴。而不管酒的質量怎麼差,水的比例如何大,當奴隸的一天能喝兩次酒,顯然與中共宣傳的舊西藏之黑暗也有差距。
傳統西藏的階級關係不像中共宣稱得那樣殘酷與黑暗,那麼是不是像舊西藏的維護者所描繪的如田園詩那般美好呢﹖一位在二十世紀初走遍了西藏的西方女士描述那時的西藏是一個充滿笑容、歡樂、節慶和宴會的地域,一個懂得享受人生的地方,一個充滿著傳統與異常豐富的靈修的國度。在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哥哥土登晉美諾布的筆下,舊西藏的上層社會簡直是在受罪,真正幸福的是西藏普通百姓。他以代表西藏百姓的口吻說﹕
我們大多數人對統治階層並不羨慕,哪怕是一個領主的事務也不希求,因為這種職位只會帶來煩惱、痛苦和極微薄的酬金。貴族和領主的真正享受,就是在完成了特別困難的事項之後的滿意心情......我們的生活是非常穩定的。我們不是生活在貧困中,我們的家很舒適。我們沒有多餘的奢侈品,可生活得也很好。能夠看到我們並不羨慕貴族的生活這是很重要的,因為有人說貴族制度使我們墮落,但墮落的是貴族他們自己。我們願意把政治、經濟問題讓負責這些公事的人去解決,謝天謝地這些公事不是我們的。〔16〕
這似乎又是另一種神話,十分動聽,但也虛偽得令人難以置信。即使宗教意識能使西藏不同階層的個人之間互施慈悲,至少並非普遍敵對和殘暴,卻不能斷定西藏的社會制度就因此也那麼慈祥。階級之間的壓迫有時正是通過制度進行,壓迫者可以躲在制度﹙那同樣是被神聖宗教認可的﹚後面,不必以個人身份實施壓迫,從而不必擔心宗教懲罰和神意譴責。確實,西藏凡屬難以理喻的野蠻和殘暴行為,大部分都是在符合宗教邏輯的前提下才可能發生。
不管從共產黨的角度還是從西方民主社會的角度,以今天的眼光看,傳統西藏社會肯定存在階級壓迫和對基本人權標準的違背。西藏農奴對領主的人身依附,除了因為沒有土地或生產資料造成的不得已,其人身自由也受限制。他們可以被主人當禮物贈送或“出租”給別的領主〔17〕﹔也可以被主人強行拆散家庭,分配到其他人家充當“增差者”〔18〕﹔莊園屬民在沒有喪失勞動能力之前不允許擅自遷徒﹔不同屬主的農奴婚姻常常受怕自己農奴外流的領主限制﹔如果不同屬主的農奴生了孩子,生男隨父,也就是歸父親所屬的領主,生女隨母,即歸母親所屬的領主,孩子成了主人之間的財產分割。身為朗生的農奴更具有奴隸性質,可以被領主買賣,世代為奴,終日勞動而無收入〔19〕。
前面提到過的那位幫助中共“平叛”而被挖掉雙眼的藏北牧民布德,對他當牧工的生活是這樣回憶的﹕
我從八歲開始給牧主放牧,一直幹到十三歲。小時候留給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飢餓。牧主叫果娃布魯,常常是幹了一天的活。卻不給一點東西吃。夏天,最好的時候是給“拉達水”。是做酸奶濾下的水。冬天,遇上牲口死了,可以吃到死肉。偶爾給一點糌粑,還是用油萊籽榨油剩下的渣滓摻上一點青稞做的。夏天還好,草原上有然巴草籽,還能挖到人參果,都可以充飢。到了冬天可就慘了。一次,果娃布魯見我餓得站不住了,硬叫我吃大便。還有一次,我因為年紀小,放牧的時候沒有把奶牛和小牛犢分開。晚上牧歸以後,母牛擠不出奶,牧主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頓,趕出帳蓬。我一個人在山洞裡住了八天。
當時家裡只有母親,她也給牧主家裡放牧,各放各的羊群,很少見面。我沒有父親,我的父親是誰,我到今天還不知道。家裡除了母親,還有一個舅舅,因為生活所迫,流落他鄉。
小時候,經常挨打,我們那的草原上有一種植物叫“雜馬洛”,拉薩地區管它叫“薩包”,上面長著又尖又硬的刺,打在身上又疼又麻,牧主不高興了,就拿它打我的屈股,還要脫下褲子打。要不,就拿牛皮板子打耳光。那時候,生存條件是很差的,而牧主苛刻地要求我們不准死掉一頭牲口,苦難折磨得我皮包著骨頭。
十三歲那年,生活略微發生了一點變化。宗本土登──也就是縣太爺吧,叫我到他家當佣人。年長了一些了,生活經驗也就多一些了,但在他家還是非人的待遇。土登這個人非常挑剔,有一回,我在餵馬的時候。他挑刺說我給的量不合適,就用皮板子抽我的臉,打了一百多下,臉腫得老高,那年我才十五歲。〔20〕
另一位名叫次仁拉姆的西藏人,過去是貴族莊園的朗生,她這樣回憶自己的過去﹕
小時候的事情還記得。父母是放牧的朗生,幾乎常年住在山上。我生下來就是領主家的朗生,六歲那年,父母把我送到莊園裡報到,便開始學做家務。六歲時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每天早上醒來,身子底下總尿得濕濕的。我就睡在門背後,鋪蓋是媽媽給的一塊舊牛毛片,夜裡常常被凍醒。有時就偎在牛圈、馬圈或草垛裡,有一回被主人看見了,大聲呵斥我﹕你睡在這,我們家的馬要得感冒﹗
剛開始幹活的時候經常挨打,地掃不乾淨、碗刷不乾淨都要打一頓,那時我還不會數數,為這個也挨過打。主人每天給發兩木勺糌耙,哪能吃得飽啊。八歲以後開始上山砍柴火,每天背個筐子。拿個小斧頭。山上野果子多極了,摘下來,收起來,帶回去和糌粑揉在一起吃。那時,喝不上酥油茶,有一種草叫“波布日甲”,喝這種草熬的茶。
經常要想念爸爸媽媽,大一點就明白根本見不上他們,只好在沒人的地方偷偷地哭幾聲。
十二歲那年領主死了,女主人德慶白珍要搬家,走之前,把爸爸媽媽轉賣給當地另外一家領主。記得當時我身上只披著一塊破氈片,阿媽心疼地脫下自己的衣服,披在我的身上。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爸爸媽媽。民主改革以後,我才打聽到父母已經病死了。妹妹也在七、八歲的時候病死了。
桑嘎莊園在雅魯藏布江北岸,是個挺大的莊園,有十四個朗生,二十多戶差巴﹙佃戶﹚,莊園主除了德慶曲珍以外·還有她的妹妹次丹吉宗和妹夫。到那就讓我幹成人的活兒了,放牛、擠奶、打酥油,而打酥油的最後一道──撈油卻是他們自己幹,怕我們偷吃。白天從天一亮就開始幹活,一直幹到天黑。夜裡要捻毛線,給我們規定細線每天要捻三索,粗線每天要捻五索。晚上捻線的時候,常常是困倦得睜不開眼睛。有一次,我不自主地打了一個瞌睡,正在一旁監工的次丹吉宗抄起捻線用的梭子,用力在我下巴上戳了一下,鮮血頓時從戳破的小洞裡汨汨地流出來。這不是﹖留下了疤痕。她們姐妹倆和吉宗的丈夫都經常打我,用鞭子、棍子打,抽耳光,最輕是脫下鞋子打。我在桑嘎給領主幹了二十一年。
解放前我生過兩個孩子......孩子出生前,我沒有休息過一天,只是在快要生了,肚子疼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手裡的活。洛桑索朗生在牛圈裡,像他的媽媽一樣。白天幹活期間,領主不允許回去餵奶,餓得孩子哭個不停。一次,孩子哭的時候,領主的親信竟把爛鞋子塞進孩子的嘴裡。
......那時心裡總是不平﹕為什麼老爺不勞動卻能夠花天酒地﹖為什麼奴隸拼死拼活還不如一條狗﹖難道這就是命﹖我曾經想逃跑,也和其他朗生提起這個念頭,可聽說走到哪兒都是這樣,被抓回來還要加倍地懲罰,只好打消這個念頭。〔21〕
今天在西藏旅行,每到一座稍有歷史的縣城,肯定可以看見一處矗立在山頂已成廢墟的建築群。那就是當年的宗政府。儘管山頂風大寒冷,並不是最舒服的地方,但那是西藏傳統中的一部分──地位高的人必定要居於高的位置,所以西藏的官府和大多數重要的寺廟,都必定選擇居高臨下的地勢。這樣一種建築思想使西藏產生了諸如布達拉宮那樣偉大輝煌的建築,成為西藏人文景觀一種極有審美價值的特色﹙即使今天變成了廢墟也動人心魄﹚,然而僅為此一象徵性的威嚴,世世代代的西藏老百姓要付出無數艱苦的勞役。山頂所需要的一切都需要從山下往上背。位於西藏西部邊境的普蘭縣,僅為山頂的宗政府和賢柏林寺揹水一項,當年就需要五十多人,長年累月,天天不停。西藏缺氧,爬山是很累的,更不要說揹著滿滿的水桶。普蘭的“宗山”﹙宗政府所在的山﹚特別高。一個當地藏人跟我說,他的姐姐過去服差役,為賢柏林寺揹了七年水,每天八趟,一趟至少一個多小時,頭髮都被揹帶磨光了﹙普蘭一帶的婦女揹東西時把揹帶頂在額頭﹚,背也磨爛了。揹水的女人都這樣。如果不是共產黨在一九五九年搞了民主改革,他姐姐還得一直揹下去,那裡的人已經揹了世世代代。
舊西藏的差役對藏人百姓是非常沉重的負擔。一份調查材料統計了當時的差役種類共一千八百九十二項,還聲明是不完全統計〔22〕。那時的稅種也是五花八門,不可思議,在野外生火燒茶要收“燒地稅”,在家裡燒火要收“冒煙稅”﹔民國赴藏專使黃慕松在他寫的《使藏紀程》中亦記載了一個奇特稅種﹕“西藏前因購辦軍械,有所謂『耳朵稅』,凡有耳之動物,如人,如馬,月徵兩藏卡,倘不交納,則割耳示罰,誠苛雜者中之奇特者矣”〔23〕﹔一年到頭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動和大小寺廟舉行的法會,都要每戶按人頭攤派錢、糧、酥油、茶葉和燒柴。
在普蘭縣霍爾區,我問招待所的藏族女服務員她在舊西藏的生活怎麼樣。她的回答直截了當﹕“要是舊社會我早就沒了,連骨頭都沒了。”那天夜裡她在牛糞火爐旁給我講了很多。她說那時只有一件破爛的藏袍,沒有褲子穿,冬天她的小腿總是凍爛的,天冷時從來都是跪著睡覺。她邊說邊學那姿勢,兩腿和雙臂縮在胸前,把身子蜷成一團──那種姿勢可以把散熱面積減到最小,爛了的藏袍也能把身上都蓋嚴些。“我那時身上黑黑的,髒東西厚厚的,就跟這個一樣﹗”她說著用手指牛糞爐上燒著的水壺。“頭髮上的虱子蛋白白的,袍子裡面的虱子一抓就一把。”
那時我正帶著一本黃慕松的使藏日記路上讀,當晚看的一段有記述那時西藏迎接貴賓的旅舍,完全是另一番情形﹕
康藏風俗為貴顯設備旅舍,備極輝煌,四壁皆用黃緞帳幔,屋頂懸寶蓋,或為黃緞繡龍,或各色花綢,大炕上鋪虎豹皮,正中置藍邊黃綢靠墊,或繡龍鳳,則為至貴。地板以及門前下輿下馬之處,均鋪地毯,如此方足以表示尊貴。雖為十足之東方色彩,惟不能脫封建之意義耳。〔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