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連載】
西藏在政治與社會制度方面的保守,不能完全用相對主義的觀點進行解釋──似乎只要沒有外來入侵,西藏原本的狀態已經足夠好,並不需要改革和發展,也不應該用進步或落後的概念進行評價。西藏社會本身的問題,後面再談,既然全世界都在發展,西藏的地緣隔離也已不再是其他民族難以逾越的屏障,這時仍然一意孤行地故步自封,就難免不陷入被動和挨打的境地。從這個角度,舊西藏的統治者不能說沒有責任。
中共進軍西藏以二野十八軍的三萬兵力為主,從西康直逼藏東重鎮昌都。另外幾個方向的部隊也同時出兵配合﹕陳賡一部兩個團從雲南進藏﹔新疆王震派遣一先遣部隊向藏西阿里出發﹔西北軍區的獨立支隊從玉樹進軍。四路進軍,對西藏形成合圍之勢。
西藏噶廈政府將藏軍三分之二的兵力﹙約七千—八千人﹚集中於昌都和金沙江一線,採取了與中共正面決戰的戰略,企圖阻擋中共進藏的主力部隊。這是一個毀滅性的錯誤。以素質和裝備皆處於劣勢的藏軍,與兵力多數倍以上、剛打完取勝中國之戰爭的解放軍進行陣地戰,無異以卵擊石。四十年後,當年進藏的十八軍第二參謀長李覺將軍這樣評論﹕
當時西藏噶廈沒有懂軍事的人。它那些沒有軍事素養,沒有經過訓練,沒有作戰經驗,沒有正規編制,沒有精良裝備,沒有後勤保障的老弱殘兵,不應該與經驗豐富、兵強馬壯的共產黨軍隊搞陣地戰。他們應該主動放棄金沙江防線,把我們入藏部隊放進去,集中優勢兵力打後勤,阻我後撤,讓天然的地理氣候條件發揮作用,讓入藏部隊自行毀滅。用這種方法來對付入藏軍隊,何愁西藏守不住﹖〔11〕
確實,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進行人與人的戰爭,西藏無論如何是不成對手的。噶廈政府在戰略上的不明智,關鍵就在於企圖與中共進行人對人的戰爭,而不是把西藏的天作為抵抗的主力。西藏的天是西藏人的朋友和同盟者,卻是中共軍隊的大敵。在後來藏軍主力被消滅,中共軍隊進藏已無軍事抵抗,僅面對西藏的天,其進藏的艱苦程度還被形容為“第二次長征”。長征是三十年代中共紅軍在江西根據地失敗以後歷時二年的一次突圍逃亡﹙後來才打起“北上抗日”旗號﹚,前有堵截,後有追擊,行程二萬五千里,從開始的三十萬人,最後只剩三萬人,堅苦卓絕。參加過長征的十八軍軍長張國華對進軍西藏的總結是﹕“進軍西藏和紅軍北上抗日所經受的艱苦相比,只有過之而無不及。”〔12〕可想西藏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給中國軍隊帶來多大困難。
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熟悉地理,善於隱蔽,有騎兵的機動性和號令群眾堅壁清野的可能,如果不是早早地在決戰中把自己的實力消耗一空,保存一定有生力量與戰鬥意志,採取堵截、騷擾、各個擊破、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的游擊戰,肯定可以給進藏的中共解放軍增加更大的困難與傷亡。尤其是應當避免正面作戰,主要以中共軍隊的後勤供應線為攻擊目標。西藏人口稀少,不毛之地多,中共軍隊孤軍入藏,失去其在中國內地擅長的“取之於民”補給方式﹙無民可取亦無物可取﹚,軍隊補給的主要物資只能來自中國內地,因此必須有一條漫長的後勤供應線跟在部隊後面。隨著深入西藏,後勤線將越拉越長,防衛必然脆弱,更容易被打斷。對大部隊而言,後勤斷則不戰自垮。本來只能勉力對付西藏之“天”的中共軍隊,再加上一分“人”的敵手,其進藏是否會有階段性的破產就成了未定之數。那時,西藏手裡的牌就將多一些,加上中共當時又陷入了朝鮮戰爭,西藏獲得更多的選擇不是沒有可能的。
可惜的是,西藏當時沒有採取適合自己的戰略,反而把主力部隊調往昌都遠迎中共軍隊,等於幫助中共軍隊在作戰期間把後勤線大大縮短,而且其後勤線皆在其可以免受攻擊的控制區內﹙當時的金沙江以東的康區已被中共“解放”﹚。中共軍隊充分利用西藏把藏軍主力送上門的機會,制定了“一口吃掉”的作戰方案。一方面,從正面向固守金沙江一線和昌都地區的藏軍發動緩慢進攻,不將其擊潰,牽制藏軍,使其舉棋不定,不至於向西藏縱深回逃﹔另一方面,秘密調動主力部隊向藏軍後方迂回包抄,斷其退路,完成對藏軍的合圍,將其一舉全部殲滅,從而達到消滅藏軍主力、瓦解西藏抵抗意志、迫使西藏當局歸順的目的。
開始於一九五○年十月六日的昌都戰役基本順利地實現了中共軍隊的作戰意圖。不到萬人的藏軍在幾百公里的寬大正面組織防禦,間隙很大。中共軍隊的迂回部隊分多路渡江。藏軍通訊落後,難以把中共軍隊的行動迅速上報指揮中心,形成明確判斷。直到各處失敗潰退到昌都的藏軍官兵不斷帶回戰敗與傷亡的消息,表明戰禍即將降臨昌都,面對這種形勢,駐守昌都的藏軍司令阿沛•阿旺晉美多次與拉薩噶廈政府聯繫,請求將指揮部後撤到洛隆宗。十月十五日,阿沛的侍衛官錯果再一次通過無線電臺與噶廈的侍衛官都然娃進行口頭交涉,這次交涉在西藏社會中成為一次著名的對話﹕
錯果對都然娃說﹕“請注意,我們已﹙用密電碼向拉薩方面﹚發去了三封急電,尚未收到一句答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就我們來說,我們深知自己處境困難,因而對我們來說一分一秒都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您不給我們一個答覆,我們將無所適從。”
對此,都然娃答覆說﹕“此刻正是噶廈官員們舉行郊宴的時候,他們全都參加郊宴去了,你們發來的密碼電報正在加以翻譯解讀,了解電報內容之後我們就給你們覆電。”錯果對都然娃的答覆感到惱怒,毫無顧忌地帶著西藏式絕交口吻氣憤地說﹕“讓他們的郊宴見鬼去吧﹗儘管我們受阻於此,西藏受到外來威脅,而且我們的命運每時每刻都可能發生改變,但是你還在那裡胡扯什麼郊宴。”〔13〕
如果藏軍早些回撤,也許還能多保持一些實力。但當時西藏的決策者誰也不想對撤出昌都的決定負責任。以往西藏總是能人算不如天算地渡過種種危機,依然幻想著神助的噶倫們帶著僥倖心理照常參加郊宴,以避免面對昌都的告急。而駐守昌都的阿沛本人,雖然亦為噶倫之一,也不希望由自己承擔放棄昌都的聲名,呆在昌都消極等待拉薩指示。一直拖到十月十七日,阿沛才不得不決定撤退,然而那時已經失掉時機,中共解放軍以驚人的速度晝夜兼程地完成了合圍,剛好搶在藏軍前面。除了少量藏軍騎兵逃離,藏軍主力退路被斷。阿沛•阿旺晉美面對兵敗如山倒的局面,知道繼續抵抗已經無效,只得下令繳械投降。歷時兩周的昌都戰役結束,佔整個西藏正規軍實力三分之二的昌都守軍被全殲,包括阿沛•阿旺晉美在內的一批軍官及二千七百多士兵被俘,昌都、類烏齊、寧靜等大片地區被解放軍佔領,通往拉薩大路的門戶洞開。西藏武裝抵抗中共進藏的能力基本就此瓦解。昌都一役使西藏喪失了可以憑藉的軍事資本。拉薩企望的外國干涉卻如水中之月。英美等西方國家除了口頭表示同情,沒有任何實際行動。最希望西藏保持獨立地位的無疑是印度,但是權衡利弊,它也不願意為此與強大好鬥的共產黨中國成為敵人。西藏陷入絕境。然而這種內外交困並沒有使得西藏上層足夠清醒,他們反而把西藏的命運完全押到神佑之上。
昌都戰役之前,噶廈政府就是以卜卦抽簽的辦法決定應該讓哪些人出使國外去求援,以及誰適於去哪個方向,理由是這種出使對西藏的命運特別重要,因此必須要由神來指定〔14〕。昌都戰役失敗後,西藏不得不同意與中共方面談判,並答應了中共提出的談判前提──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使當時逗留在新德里的西藏特使有了與中共使館進行接觸的基礎。當雙方已經商定次日在中國使館舉行午餐會時,剛親政的十四世達賴喇嘛要求對此舉行一次問卦儀式,結果得到的神諭是﹕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會給西藏帶來危害。於是拉薩急電通知西藏代表團取消先前的決定,而那時,中共使館的汽車已經停在西藏代表團門外,準備接西藏代表前去參加約好的午餐會了。西藏代表團好不容易圓了場,並按照拉薩的指令去北京談判,中共大使館亦幫助他們做好了一切去北京的準備,結果出發前又收到了拉薩命令他們取消計畫的電報,因為在羅布林卡舉行的再一次抽簽問卦顯示,不應派遣西藏特使去北京。〔15〕對此類種種可笑的行為,十四世達賴喇嘛後來也承認﹕“認為我們只需要祈禱,勿需作任何人為努力就可以拯救我們的國家,這一信念是知識有限所造成的,從這點來看,宗教感情實際上成了障礙。”〔16〕
事實上,不到十六歲的達賴喇嘛在西藏失敗的昌都戰役後提前親政,取代達扎攝政,也是在“神”的指點下實現的。約翰•F•艾夫唐在他的《雪域境外流亡記》中這樣描寫﹕
甘丹曲均被召到了羅布林卡,正式進行了一次降神作法。保護神附身於他之後,他從坐著的位子上站了起來,大聲嘶叫,渾身急劇抖動。侍從們立即將降神作法用的頭盔戴在他頭上,緊緊地在他下巴下面繫好帶子,曲均走到達賴喇嘛的寶座跟前,獻了一條長長的白色哈達,然後就回到座位上坐下了。當向這位請教的時候來臨時,眾噶倫畢恭畢敬地尋求指導,一位秘書拿著一幅卷軸,唸著寫在上面的正式請求。曲均又一次走到達賴喇嘛跟前,清清楚楚地說﹕“立他為王,”接著倒在地上,降神作法也就結束了。〔17〕
神沒有給西藏任何特殊的惠顧。面對中共大軍壓境,年輕的達賴一度與他的臣屬跑到靠近印度的邊境小城亞東,在那裡觀察事態的發展。那一段時間,以昌都敗將阿沛為首的一個西藏代表團前往北京,與中共就西藏的前途談判。對中共方面要求的進軍西藏,藏人別無選擇──同意,是和平進軍,不同意,則是武力進軍,反正中國佔領西藏已不可阻擋的。最終,阿沛的代表團與北京簽署了著名的《十七條協議》,同意中國對西藏進行“和平解放”。這時,十四世達賴喇嘛怎樣選擇,到底是去印度流亡,還是返回拉薩與中國合作,這樣一個於西藏民族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最終決定也是出自占卜打卦的結果。按照打卦的結果,十四世達賴返回了拉薩。
把決策交給神是一種平息紛爭和推脫責任的巧妙手段,卻肯定不是有益於民族命運的手段。當然,不管是靠神諭指示還是靠理性選擇,西藏都不可能在與共產黨中國的對抗中取得勝利,根本原因就在實力差距。在一個以實力為基礎的世界主權體系中,如此懸殊的實力差距,決定了西藏不可能不被中國重新控制。而且正因為西藏曾經一度擺脫了中國,重新返回西藏的中國就必將對西藏進行更嚴密的控制。後來的歷史正是按照這樣的邏輯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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