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门事件图片展

 

鲜血、脑浆在中共铁蹄下飞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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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源
【人民报消息】「编者按」中国百姓和世界上善良的人民期待着以江泽民为首的流氓中共能给「六四」平反,这就好象善良的东郭先生恳求狼改变它吃人的本性一样,狼能象羊一样改吃青草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就是那个玩意,别忘了流氓是共产党的老祖宗。很多人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去寻找共党,那就大错特错了,共产党的老祖宗是法国巴黎公社,而绝不是中国的封建王朝,大家可千万别糊涂啊!前苏联、俄罗斯、古巴、北韩、北越、柬埔寨红色高棉、原南斯拉夫、原匈牙利、原东德,它们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些坏种可不是从我们中国生出来的,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可找不出它们啊!有些作者把中共这个坏种算在中华民族老祖宗身上,可是没影儿的事!

我们发现全世界的共产党,不管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都是一样的残忍和贪婪,流氓无产者就是靠吸吮百姓的鲜血和骨髓成为暴发户的,僵尸的脑满肠肥的儿子、中国最大的贪官江绵恒就是最好的例子!很多「六四」的受害家属要求刽子手给受害者平反,结果呢?连自己都没有了人身自由,你可能想不通,现任的中共当权者中有些并没有参与血腥镇压,为什么不支持平反呢?这就和僵泽民已死,而为了维护整个中共的利益,中共的喉舌天天在那里编瞎话一样。没有了僵泽民, 中共依然残暴;杀死了头狼,群狼仍不会改变吃人的本性。所以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下一代不再受迫害,只有铲除了刽子手,一切颠倒的历史就自然会颠倒过来。

鲜血、脑浆在中共铁蹄下飞溅

六四”事件已有近12年了,“六四”事件使江泽民们得了益,但更多的人却为它失去了生命。作为亲历“六四”事件的普通学生,血腥惨案的见证人,看到和听到周围的人已经淡忘了此事,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六四”镇压有利于中共统治的国家时,心中特别悲哀。我想应该让大家知道一些事实,请大家不要忘记因“六四”而牺牲的普通死难者和那些屠杀他们的中共刽子手们。

六月三日下午,我在围观了西单公共汽车(“六四平暴”镜头中,几个学生端着枪向群众展示)和新华门附近小中巴(里面有很多枪支)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时广场的帐篷里已经没有几个学生了,只是靠广场西侧的一个大帐篷下,还在展出着一些从进城便衣部队那里缴来的菜刀匕首棍棒和绳索等。尽管如此,大家当时仍然只是猜测,军队只是想化装进城,以便躲过市民和学生的阻挠。看起来,军队可能要把学生从广场撵走,清理天安门广场了。所以我们几个一起来的同学决定回校吃饭,晚上再来广场坚守。

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广播里传来北京市的通告和一些有关军队要进城的传言。我们几个刚吃了些方便面的同学商量了一下后,决定去广场支援那里的学生。然后,我们一行十几个人骑着单车,打着大旗,沿着学院路向南骑去。一路上,路旁的市民和学生不断地向我们欢呼,同我们一齐高呼口号,气氛非常热烈,但谁也没想到一场大劫正在向着北京袭来。

我们骑着单车从复兴门上了长安街。这时间正是军车已经开过去了的空隙,我们沿着长安街向东骑行,路上没遇到什么险情。当时的长安街灯光昏暗,充满了血腥和恐怖,街两旁的临时工地的围墙和薄铁皮门上布满了枪眼。当我们快到六部口的时候,一辆正燃烧着的装甲车里面的子弹还正在“霹雳啪啦”的爆着。这时候,西面开来了一些军车,我们十几个人马上和周围的人一起躲向了路边,我们十几个人也一下子失去了联系。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时中了一枪。侥幸的是,他当时正半趴在另一个同学的头上,胳膊搭在中间,子弹正巧从他的头下和那个同学的头上,穿过了他的右臂,若子弹或上或下一点,那就肯定会击中他的或另外那个同学的脑袋了。

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小王仍没跑散,待军车过后,我俩开始小心翼翼地步行,沿长安街南侧墙跟儿向东移去,我们的生死经历就从这开始了。

这时军车断断续续地过了约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的人群又开始聚到了一起,这时的人数已比刚才多了些,大家开始相互攀谈起来。当谈到无人得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时,大家都想冲进广场,去救那里的学生。也不知谁先打的头,我们相互挽起手来,横在长街上组成了一个人墙,然后开始唱着歌(我记得好象是国歌和国际歌等),手挽着手,向东面的天安门广场行进。当行至离大会堂西侧路约一百多米时,我们已经能看到路前方站列的军人人排了。

我们仍然继续高唱着前进,当我们行至离军人不到几十米的时候,我们已能模糊地看到前面的军人排正在平端着枪对着我们。突然,我们看到了正前方辟雳的火光,同时也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和哭叫声。前面开枪了,我们的人排一下子倒下了许多,人们一下子就散了开来。我右边挽着的一个学生,一个踉跄倒了下去,我差一点被他带倒在地。我猜他是中枪了,忙和另一个人把他架起来就往回跑。所幸,军队并没有追赶,最后我们在离军队大概二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军队这时也停止了射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当时,的确很多枪都是朝天放的,否则的话我也没命了,但我肯定当时也有不少是平射的,因为我们当时一下子就倒下了许多人。)

中弹的人们很快被车推人背地架离了长安街。过了好大一会儿,人们才又聚了起来,这时我们的人又多了一些。我们又开始组成人墙,手挽着手,高唱着歌向天安门方向行进。和上次一样,当我们离军队几十米的地方,军人又开了枪,我们又被打了回来。这样反反复复约有四五次,每次我们的人数都在增加,而每次也都有中弹的被架回来。只不过,中弹人数远少于第一次的罢了。记得有一次,我旁边的又一个同学中了弹,被我和另一个人架着拖回来。我后来才看清,他的裤子大腿上被打了个黑洞,黑洞里一劲儿地向外冒血。虽然每一次前进,我和小王都是走在头排,但幸运的是,我们俩一直都没被击中。

记得最后一次行进时,天已经亮了。当行至离军队约有五十米的样子,我们已经能看清对面的军人,他们正平端着枪对着我们,我们也不敢再往前了,只稍退了一点,开始和军队人排对峙站着,中间约有五六十米的样子。

后来,我们开始高呼口号,唱国歌和国际歌等歌曲。对面的军人听到我们唱,也和我们对着呼口号和高唱歌曲。只要稍有人向前,路两旁的大棒就追打过来。因此我们中间始终与前方的军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就一直这样僵持着。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的样子,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正前方的军队人排突然停止了呼口号和歌唱,人排中间突然撤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我和周围的人都愣住了,都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我们发愣的时候,前面传来了“轰隆”声,这时,我们才看到,从广场方向开来了一队坦克,为首的一辆开到军队人排撤出的口子后,停了下来。接着后面又上来了很多坦克,它们开始列队,在第一对并排的坦克后,排着第二对,并且它们错列行在第一对坦克未能覆盖的空间上,然后是第三排。这样一来,整个长安街便布满了坦克,再无它们不能碾过的地带。我们看到这,才定了点心,猜测军队可能是想用坦克代替军人和我们对峙的。

然而坦克并没停下,反而开始向我们开来。这时候,也不知道那个不要命的,首先躺到了马路上,别的人看了,也跟着躺了下来。转眼已有数百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上黑压压地躺了一片人。当时我和小王都站在前排,看到别人都躺下了,也就一闭眼随着躺在了路中间,心想是死是活随他去吧。我转念一想,要牺牲也得牺牲得壮烈点吧,所以才又睁开了眼。当时我和小王都在第一排,我是头朝西躺的,所以能看到东面坦克开过来的情形。

坦克对着我们越开越快,马上就要碾到我们的人群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当第一辆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北侧五六米远的人群时,突然一个急煞车,急停了下来,我记得当时的马路被震得乱晃,整个坦克的上身都往前冲了一下,在离第一个人不到一公尺的地方才停住。我正前方的坦克这时离我还有十几米,也随着第一辆停了下来,接着所有的坦克都停了下来。紧接着,坦克仓门打开,军人开始向我们和路两旁扔毒气弹。霎时间,黄烟开始弥漫长安街,我和小王几乎随着所有的躺在地上的人们,一下子跳了起来,逃向了路南侧。我跳到路边,顺便往东看了一眼,当时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刚才与我们对峙的士兵们,看到我们狼狈鼠窜的样子,正在举枪跳跃欢呼着,我这一生都是不会忘记这批惨无人性的邪恶军人的。

毒气弹象易拉罐大小,当时吸到肚里,只觉得舌干胸闷,直想吐,我和小王开始不住地干咳。这时,我和小王看到一个刚扔到身边的毒气弹,他捂住嘴想检起来扔向坦克,我看着黄烟“噗”地一下涌了出来,小王几乎被掀翻在地。我对他喊了一声“跑吧!”我俩几乎同时开始向西跑去。这时的坦克已经形成正式队形开始向西压。由于路南道窄,毒气也太多,路北是中南海院墙,因此,我俩想斜着穿过长安街,沿着中南海院墙往西跑,这样也许会安全些。所以,我俩斜穿长安街向西北跑去。因为路上到处都是黄烟,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我俩一下子就跑散了。也因为黄烟,我几次都差点儿撞到行驶的坦克上,坦克也差点儿撞到我。

也许我命大,或许是当过运动员跑得快的原因,我终于幸运地斜穿过了长安街,开始沿着中南海的红墙向西跑去。由于这一侧是树木花园,坦克并没压上来,所以跑起来安全多了,只是吸的毒气太多,胸腔无比地难受。当我跑过新华门时,门前密密地站了一排士兵,他们全都倒背着手直直地立着,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跑过去。我的胸部非常难受,只得蹲在地上吐了一会儿,结果什么也没吐出来。过了一会儿,我觉着好些了,看到六部口的坦克已停住了,我想找找小王,看他是否也已安全逃出,才又壮起胆子往长安街走去。

这时候,长安街上弥漫着的黄烟已经淡了一些,但稍远一点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因此谁也说不清究竟死了多少人。虽然当时的坦克还在发动着,但轰鸣声已小了很多。我隐约能听到六部口对面的哭声。我壮着胆子从最西面的坦克前绕了过去,来到了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当时到处都是哭声,待我走近一看,我一下子呆了,眼泪就象流水似的一下子涌了出来,坦克附近的情形太惨了,我实在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五个被碾死的学生横乱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二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个大洞,象豆腐脑一样的白脑浆,参杂许多红血丝向前刺出一米多远。另外四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了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我和周围的人站在那里哭了一阵儿,当我看到身旁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便哭着同他们商量看是否能把这些尸体抬走,免得被军人抢去消尸灭迹。那几个学生和我一起走到邮电所西面的一个胡同,向一个住户要了一块木板,约一米多长,半米多宽,钉在一起的木板子。在周围人的帮助下,我们开始一具具地抬尸体。

当时的坦克就在旁边响着,我们流着泪,也顾不得害怕了。我已经记不清先抬的那一位了,好像是先抬的那个脑浆被压出来的学生。当时由于木板太短,他的头顶在我的肚子上,脑袋已经空了,但我的衬衣上仍然沾了一些脑浆。抬另一个内穿红背心的学生时,他的一只右臂和上身只联了几丝肉,基本上已经掉了下来,红背心和肉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来,我拿着他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后把他抬了出去。还有两个学生已经和自行车碾到了一起,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一个和自行车分开。而另一个被压得自行车的脚蹬子刺进了胸腔,我们实在无法将尸体和车子分开,只好连同压扁的自行车一起抬了出去。

记得我们抬最后一个尸体的时候,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一批坦克。我当时正拿着木板朝东蹲着准备抬尸体,根本没注意背后的事。突然间,许多市民和学生都冲着我喊叫起来。我回头一看,一辆最边上的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了,我条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转眼这辆坦克已经驶过,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刚才的木板,约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压得象麻片一样,我被刚才的情形吓出了一身冷汗。

最后,我们终于把五具尸体抬到了街后的一个胡同里。当时,有人建议我们检查一下死者身上是否有证件,以免一会儿军人把尸体夺走了,我们还不知道死者是谁。我们翻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只从一个绿背包里,翻出一个女学生的学生证(女生名字我已记不清,只记得是北京XX学院的)。尸体总放在胡同里也不行,我们正发愁时,正巧来了个好心的个体司机,他流着泪建议我们把尸体送到政法大学去,以备作为法律证据。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把五具尸体(一个连着自行车)抬上了他的小卡车上。由于害怕大路上军人抢尸体,司机师傅带着我们沿着小胡同开了很久,才上了二环路。路上他还对我们讲述了他这一夜是如何抢运尸体,一直到现在的所见所闻。由于五具尸体是迭放在小卡车上的,车子只好开得很慢,这时的汽车前后已经跟随了许多人。

汽车上了二环路后,人们骑着自行车前后围着小卡车,护送着这辆小卡车行向政法大学,一路上护送的自行车群越聚越多,当我们到达政法大学的时候,已有数千师生在校门口迎着我们,我们的前后也跟了上千人。当我跳下汽车时,一位教授模样的老人,噙着泪水抱住了我,我就象一个在外受屈的小孩,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样,趴在他身上嚎啕大哭起来。我记得,当时整个大街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满街都是哭泣声。

最后,一位陌生人,让我搭上他的自行车把我送到了学校。当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左右了,许多同学已在校门口等了一上午,他们多数断定我是肯定回不来了。我们一见面,一下子涌到了一堆。至于后来的尸体存放和展览的事,具体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后来听说,尸体在政法大学的一楼大厅里,停放了好几天,北京市数以万计的人目睹了这五个被碾学生的惨状。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那个同学小王也已安全地在我之前返回了学校。我们跑散后,他也差点儿被坦克撞倒。当他跑到六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躺在地上还活着的学生,臂膀几乎已经被碾掉了下来,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但惊人的是,他在小王的慌乱搀扶下,竟站了起来,并能坐上一个自行车,扶着自己的那只胳膊逃了出去。六四很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这个学生的下落。这时他已经永远地失掉了那只胳膊,也被迫离开了他所在的那所大学。

我是流着泪,写完这段回忆的。我由于害怕牵连受迫害,一直沉默着。看到“六四”事件已经十二年了,我想我应该把我亲身经历的“六四”血案的一个角落告诉大家。中共说「六四」没有死一个人是对的,因为死了好多的人。请人民千万不要忘记「六四」的死难者和没有人性的中共刽手们!

 六四到底死了多少人?
曹长青


【大纪元6月9日讯】 1989年6月17日,六四屠杀后两个星期,我作为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编辑,受邀参加一个美国新闻界主办的讨论会,与会者有《洛杉矶时报》驻北京主任孟杰慕(James Mann,《大转向》一书作者),该报华裔记者卢晓娟、NBC电视台洛杉矶主播莫瑞生(Keith Morrison)和PBS电视制片人等。会上,大家对六四死亡人数众说纷纭。孟杰慕强调,六四之际,他在北京很难证实新闻消息的可靠性,因为“传言满天飞”,并称他“一生听到的谣言,也没有在北京的那几天多。”

当时西方媒体几乎都说六四期间有几千人遇难□□这些报导都是估计的数字,没有准确的消息来源和证实渠道。直至1996年12月12日美国《田纳西论坛报》(Tennessee Tribune)的社论还引述国际红十字会的估计说,一夜之间,至少有3700人死亡。

后来我比较留心看西方记者写的关于六四报导的回忆录,看他们怎样评估六四死亡人数。

1994年,《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他妻子伍洁芳(Sheryl Wudunn)合写的采访回忆录《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出版,该书第三章谈到中国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对“六四”描绘说,在开枪几个小时之后,他俩曾到北京协和医院,但门口是警察守卫,最后一个同情学生的工人得知他们是记者,自告奋勇带路,通过医院隔壁一座建筑物的地下通道进入协和医院。他们看到成百中弹的受伤学生和市民躺满了病床和医院过道,在痛苦地呻吟、喊叫。后来他们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

1996年,加拿大最大报纸之一《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的记者黄明珍(Jan Wong)出版了她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其中第15章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在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的6月8日那天,她去了北京工人医院,看到那些神情恍惚的亲属们,在医院门口张贴的死者名单上寻找亲人的名字。由于医院不许记者进入,她在朋友帮助下从后门进入医院。该医院一位医生对黄明珍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四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她还写道,在6月4日凌晨3点15分到3点23分之间,她数了有18辆平板车把死伤者送往医院。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作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Ekman)描绘说,他当晚在北京街头20分钟之内,看到6辆平板车,运载死伤者去医院。他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后3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报告有321人死亡。

纪思道的书里说,在六四之夜开枪之后几个小时,他去协和医院,门口就有警察,因而无法进入。黄明珍的书里也写到,医生告诉她政府已经派人驻守医院,所有受伤者都有监护者。

所以,许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天安门附近的所有医院从一开始就被军人或警察把守住了,所以外界很难察访到世界最关注的死亡人数。

但最近仔细读1999年纽约“中国人权”出版的六四遇难者家属证词,我惊讶地发现,这些遇难者家属,在六四之后,几天,甚至几个星期,还有长达30天地在北京各家医院寻找自己的亲人尸体,医院并没有禁止。而且多位遇难者家属都描述说,在屠杀之后几天之内,北京很多医院门口都张贴出死亡者名单,和受伤者名单。有些医院还提供死者照片,供家属查找辨认;不少医院也允许家属进入太平间寻找。

遇难的北京仪表职大学生吴向东的母亲徐珏在证词中说,她们去了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看到每家医院门口都张贴有死伤者名单,各约400多人。最后在6 月5日下午5点多钟,看到复兴医院张贴出的第一批50名死者名单,第一个就是吴向东,然后在该医院的自行车棚里找到吴向东的尸体。

遇难的赵龙的母亲苏冰娴在证词中说,她们和亲属分头去北京各大医院寻找,在人民医院门口,看到有张贴出的140位死者名单。

遇难的北京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职员刘占民的家人回忆,他们在六四屠杀三天后,才在协和医院找到刘占民的尸体,编号为21,当时协和医院共有40具编了号的尸体照片。

遇难的北京石景山医院医生高原的家人回忆,他们直到6月11日才在复兴医院的自行棚里找到高原的尸体,已变形。

遇难的北京交大硕士研究生袁力的父亲袁可志在证词中说,他们在北京找了44家医院,找了半个月,直到6月19日在海军医院太平间才找到袁力的尸体。

遇难的北京707厂工人陈森林的家属说,他们找遍北京各大医院,直到7月4日,即六四过后一个月后,才找到,由于尸体已腐烂,是通过死者衣服及死者生前胃切除留下的伤疤才确认的。

黄明珍在回忆录也说, 6月8日她在北京医院门口看到有张贴的死亡者名单,但黄明珍作为记者,却没有去看和抄录这个名单,或至少记一下死亡人数。

从这些遇难者的家属证词来看,《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书中所说的在屠杀之后几个小时协和医院门口就有警察守卫,不许外人进入的说法未见得准确。因为从后来遇难者家属证词的描述来看,无论是屠杀之夜,以及随后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并没有警察守卫医院,不许外人进入的事情发生。

如果记者们能像死伤者家属一样去各大医院查询,是完全有机会抄录下或拍下死亡者名单的。虽然这样查到的名单仍不是全部(因为有一些成被戒严部队就地掩埋或被军车运走,但根据当时的天气及紧张情形推断,数量应不会超过在医院的),但起码对死亡人数能有一个具体的、接近真实的了解。如果医院得到不允许记者采访的指示,记者们也完全可以扮做遇难者家属寻找亲人,进行查询记录。同时,从遇难者亲属的证词中,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多数医生都是怀著极大的悲愤在抢救受伤者,对家属们充满同情(可以想像那些亲眼见到众多死、伤者的医生们会是什么心情!)。所以,通过遇难者家属的证词,我感觉在当时的情形下,调查是有可能的。至少把各个医院门口贴出的死亡名单抄(拍)下来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说像纪思道这样高鼻子的美国人难以扮演遇难者家属的话,他的妻子伍洁芳是华裔后代,长的一副中国面孔,仍是有机会随同寻找遇难亲人的家属一起进入医院寻访死亡人数。但根据纪思道的回忆录,他们仅去过一次协和医院,没有得到具体数字。书中也没有说他们去了其他医院。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也是华裔,不仅长相和中国普通人一模一样,而且当年为了追求毛泽东的革命理想,曾前往北京居住多年,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她如果去北京各家主要医院寻访,应该有可能得到大致死亡数字。

而且即使作为外国记者实在有困难去医院,他们在北京都雇有中国人助手,但上述两本书里都没有提到他们曾为此做过努力和尝试。

六四屠杀12年后,至今我还没有读到其他外国记者谈到他(她)们曾去北京各家医院查访死者数字。这样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关键的新闻,当时各国在北京的记者都没有做,这真是一种遗憾,说它是西方记者的集体失职,其实也不为过。

但在检讨西方记者的责任问题时,更应该提出来检讨的是中国记者,包括香港记者,台湾记者,尤其是北京的各大报记者,当年曾打著标语要新闻自由、有良知的记者,他们比外国记者更有便利条件去北京各大医院寻访死者人数。如果有一个记者能像遇难者家属那样查询北京44家医院,那么他(她)会给世界提供一份多么珍贵的资料。

但迄今为止,尚未读到任何中国记者描写的屠杀情形和对死亡人数的调查。12年过去了,如果当时有中国记者做了这种重要的求证查访,这么漫长的时间过去了,怎么也会拿出(送到海外)他们的寻访结果。看来,可能性很小。中国的记者们做的可能还不如纪思道、伍洁芳和黄明珍,毕竟人家各去了一家医院……

而且12年过去了,偌大个中国,13亿人的中国,只有丁子霖一个人在独力做这件死亡者名单的寻访调查,1994年,丁子霖发表了她撰写的《六四受难者名册》,有名有姓的遇难者有96名。1999年,丁子霖寻访到的死者名单增加到155名,还有65名伤残者名单。新闻记者应该做的事,却由丁子霖一个病弱的女性做了,这是丁子霖对中国人、对六四真相、对历史□□最重要的贡献;同时这一事实也标志著全球新闻记者的一个明显的失职。

6月8日于纽约
(

从“六四”血腥镇压到策划“卫国战争”逼人民陪葬
张良萧何及胡锦涛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6月7日讯】 大多数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们都对中共的“和平演变”抱有一种幻想,寄最后希望予中共的党内“开明派”,而没注意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共的暴力本性和坚持“党天下”的最高宗旨,决定了中共正在准备而且必将动手大干以发动对外战争去阻挡“和平演变”,保卫它的一党天下。

中共只有一个对付“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永远保持共产党江山的有效方法,那就是主动发动战争。这是中外期盼中共“和平演变”的人们所预料不到的。这一最后时刻必然在高层元老集团年老失能、从而丧失对中共的控制能力之前来到,因而就在这5-10 年之内。

只有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才能理解中国政坛上不断变幻的各种景象。

“张良”用“中国共产党高层中的开明力量”阻挡人们对中共暴力本性的深追

中国“六四”历史事件的实质是:以暴力起家的中共用暴力对付和平请愿群众以保卫它的一党天下。重温“六四”的经验教训,从根本来讲,就是要紧紧抓住中共的暴力本性不放。

但是张良告诉我们的“启示”是,“中共高层中的开明力量终将顺应时势,构建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

而且据6月4 日万维新闻报道,“张良对于所谓的第四代领导人给予整体积极评价,”“张良说,这一代领导人都能接受新信息、新思想,能适应世界总的潮流。 ”“如果社会条件成熟,第四代领导人可能推翻关于一九八九年学生民主运动的结论。”

如果人们都象张良这样一心期待这一“开明力量”的出现,就会看不到中共的战争狂人本性,看不到中共正在加紧准备把中国和世界推向战争毁灭这个严峻的现实。

为了掩盖中共的残暴本性,张良告诉人们的“‘六四’真相”只不过是一些有意掩盖中共“六四”暴行的中共官方文章。甚至书中几乎是重复迟浩田在美国的话:“据多方面调查证实,整个清场过程,戒严部队在广场上没有枪杀过一个人,也没有发生过坦克碾人的事。” (P920 )

究竟事实真相如何?让我们看看一位事件亲历者在网上发表的回忆录 。!!!!!!!!!!!!!!!!!!!!!!!!!!!!!!!!

天安门广场伤亡真相

后来我又接触到其它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儿童医院的一位参与抢救的护士长告诉我说,那天晚上她正在值班,部队开枪时她还出来看了看,当时部队正从复兴门立交桥上通过,群众都躲到立交桥下的西二环路上。部队一边向东推进,一边从立交桥上向二环路上的群众开枪,医院很快就被送来的伤员塞满了,急诊室的血也是没了脚脖子。儿童医院的病床和手术台尺寸都比较小,但当时也只能在这个条件下进行抢救。开始他们还对送来的伤员逐一进行登记,以便以后向本人或所在单位收取费用,但到了十二点时,电台播出了中央告全国人民书,指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立即意识到这个定性将使所有的受伤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性,马上决定将名单撕掉,保护伤员。

儿童医院主要抢救的是从礼士路到复兴门立交桥这一段的受伤者,仅仅三四百米的范围,送来的伤员达二三百人,死亡者达二十多人。北大医院的一位五十多岁的医生对我说,部队开枪后在天安门广场上抢救伤员的急救车和医务人员最多的是北大医院和协和医院的,一是从学生绝食时起他们就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了医疗站,一直没撤;二是这两个医院离天安门广场较近。开始抢救时,急救车连伤员带尸体一起运走,后来因为伤员太多,便决定凡是已经死亡的,一律不再搬上急救车。她讲天安门金水桥前、天安门广场上旗杆一带和历史博物馆前都有他们无法带走的尸体。讲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只能骗当时不在场的中国老百姓和外国人。

后来部队陆续到达,将天安门广场封锁起来,将急救车拦住,不许将伤员送出。当时气氛十分紧张,医生们向部队反覆宣传、交涉,作为红十字组织的人员,他们有责任抢救任何伤员。而战士却说这些受伤者都是暴徒,不能带走,有的甚至企图向插著红十字旗的急救车开枪。

眼看就要发生血案,一位随军女医生跑来,厉声制止住战士,她高喊著:「不能向红十字人员开枪!就是在战场上红十字人员抢救敌人伤员,也不准开枪。你们可以检查车,只要里面是伤员,就应当放他们过去。」这才解救了他们。

这位老医生讲,她从医这么多年,从来没想到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会遇到这种待遇。有些军人素质太差,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四点前退缩到烈士碑周围的学生全都撤走了,而却有二三十个医务人员及急救车里的一些伤员被扣在天安门广场,也许他们看到的太多,知道了一些上面不想让人民知道的情况。他们一度被集中在历史博物馆前,直到七点才被允许离开。

她还告诉我,据她后来从有关人士那儿了解到,在所有参加抢救的医院中,协和医院的尸体最多,达一百多具,主要都是从天安门广场到王府井这不到一公里范围里被打死的。我又从其它方面得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地区盲目开枪,除了造成围观的群众大量伤亡外,还使一些夹在人群中执行任务的医务人员、安全部门和部队的便衣人员被误伤至死,引起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应。这在陈希同后来的一次讲话中得到证实,他对因执行任务而被误伤至死的人员表示哀悼,并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凶手埋尸灭迹

另一位朋友告诉我的情况不但说明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打死了人,而且埋尸灭证。他说部队控制天安门广场后,首先是处理尸体。他们担心尸体如送往医院或火葬场,外界盛传天安门广场打死了人将得到证实,于是决定就地埋葬。这个鲜为人知的情况使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

他认识当时中国政坛上的大红人丁关根的小姨子,其儿子也就是丁的外甥,是个高中生,六月四日凌晨听到部队开枪后跑到天安门广场,结果再也没回来。以后几天家长、亲属跑遍了全市参与抢救的四十多所医院,检查了所有的尸体、伤员,都没发现其儿子的踪迹,于是向北京公安局报了失踪案。因是大人物的亲属失踪,北京市十分重视。

十几天后公安局通知家长到一所医院认尸,这才找到了失踪的儿子。原来尸体是从天安门广场西侧人大会堂对面的二十八中门前的花坛中挖出来的。邓小平六月九日对参与北京平暴的军队师以上干部讲话后,北京的混乱局面得到了控制,二十八中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又能回到位于天安门区域的学校上课。不久学生们发现学校门前的花坛里散发出一股臭味,往下一挖发现了许多尸体,学校立即向公安局报了案。

公安局发现尸体中有一具穿著军裤,首先怀疑是失踪的军人,将这具尸体送到某医院停尸间并通知戒严指挥部让各部队来认领,结果不是军人。这时公安局想起丁的外甥也是穿著军裤失踪的,便通知其父母来认尸。

我的朋友讲正因为诸多特殊因素,这个埋尸事件才被外人所知,如果该尸体不是穿军裤,或不是大人物的亲属失踪,公安局早就把这具尸体与其它被挖出来的尸体一齐秘密火化了。至于部队在天安门广场一带到底私下处理了多少尸体,也许只能在「六四」平反后才能真相大白。!!!!!!!!!!!!!!!!!

“萧何”控告“张良”以防张良“六四”风波冷场

如果说张良对“六四真相”的披露颇有一番温和色彩的话,最近萧何对张良的抹黑更是远离对中共的揭露。根据萧何能够在中国大陆广泛接触包括禁书在内的大量资料可以看出,他的背景很不一般。他对中共的“六四”作为并不反感却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出场很值得思考。但至少他可以把冷却下去的张良“六四”风波再次炒做起来。

中共 一手导演和炒热张良“六四”风波?为的是制造烟幕掩盖真实的备战行动

人们主意到,还在张良国外掀起“‘六四’真相”风波以前,中共在国内已经在准备主动自揭“六四”疮疤、大做“六四”文章了。在他们已经做好了那套“六四”录像带后,张良的英文版才开始在国外发表。

看来,这是一场在中国境内外配合很好的有计划行动。太平洋两岸同时围绕“六四”资料进行经年的准备,又几乎同时杀青;这边英文书一发表,那边就用录像带对中上层干部进行消毒,进行永不翻“六四”案的宣誓;这边誓言旦旦要把“‘六四’ 真相”送进大陆,那边高声频发指令要加强堵截严惩违禁之徒,(但据赴大陆人士讲,实际上入境时并没有什么检查。)

现在又出来一个萧何与张良打擂台吸引人们注意,要把全球人的脖子都拧到这边来。

那么,他们有意利用自揭“六四”疮疤的手段,导演张良“六四”风波,把人们注意力吸引到对“六四”历史的纯学术研究上,是怕人民看到什么、注意什么呢?

是怕人民看到他们的残暴本性,看到他们为保卫他们一党天下而正在加紧准备把中国和世界推向战争毁灭的深渊。

徐大校泄漏战略机密,英文版“‘六四’真相”终归没能麻痹倒美国人

中共自我导演张良“六四”风波的最直接目的是,利用美国人悲天悯人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心理,吸引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减少美国对中共对外武力扩张的警惕和防范。特别是当99年末老布什的儿子同高尔竞选总统的趋势日趋明显时,老布什及高尔对中共的热和,促使中共决定利用美国人的人权第一思想,主动向美国人发动“六四”人权攻势,把美国人对中共的批评完全吸引到和局限于人权问题上,从根本上铲除流行于美国的“中共威胁论”。

但是徐大校的出走美国向美国证实了中共准备与美国决战的公开的战略机密。可以设想,对中共和中国人民一贯热和的老布什,他的儿子突然使美国对华政策大转弯,公开发誓要不惜一切阻挡中共对台动武,这其中必有对中共战略意图的深刻而坚定的了解。

中共 以党天下为最高宗旨,发动战争以阻挡“和平演变”是必走之路

美国人对中共问题的认识有他们固有的语言,如“地区强权”,“填补真空”之类。这样归纳中共的问题事实上并不能恰当抓住中共问题的要害。

只有用中共自身的语言才能抓住中共问题的实质。邓小平在总结“六四”时说:“他们根本口号就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求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 “反党,反社会主义”历来都是中国最严重的罪名。可见,保卫中共的一党领导地位,即保卫57 年右派储安平所说的的“党天下”,是中共为之奋斗的最高宗旨。

如果说,“六四”时中共可以为保卫它的一党天下而把青年学生和市民推到血泊中,那么,当它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支持中国走民主道路的强大后盾因而是中共生命的主要威胁时,它必然要通过发动世界战争去“埋葬美帝”以最后解决美国问题。这几乎是历史的必然,除非发生奇迹。

朱熔基的作为证明,“和平演变”道路已被中共堵死

人们会说,民主自由是历史潮流,少数中共顽固派不可能阻挡住中共和平演变的历史潮流。

真的,在中共历史上的一瞬间,曾经出现过向民主社会“和平演变”的美好时期,那就是胡耀邦时期。胡耀邦说,“要是人民不拥护我们,那我们就该下台了。”但他不代表中共的主流。而且正是由于他这种民主思想为中共主流所不容,所以被中共毁之于一旦。

胡耀邦以后,特别是“六四”以后,中共迅速堵截了中共“和平演变”的道路。开明派被清除出最高领导层,最后形成的第三代工程师领导班子被牢牢掌控在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的元老集团手中。关于中共元老与领导班子的关系,张良书中邓小平有所提到:“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指当时领导班子中一些非‘老同志’的成员 -笔者注)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会理解、会支持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搞动乱的人,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清楚表明,第一,“六四”镇压的发生是由中共元老集团所主导,由于元老集团取代当时的领导班子而造成;第二,中共必然会从“六四”事件汲取经验教训,加强对“第三代核心”的监督掌控,以防在以后的新“核心”手里丢失中共的一党天下。

可以说,在元老集团的掌控下,中共领导“核心”的任何成员都不可能跳出玉来佛的掌心。就拿曾被誉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而又善于演戏的朱熔基来说吧。“六四”刚发生时,他说,北京发生的事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几天后他马上改口说,北京发生的事已经真相大白。就在今年春天的人大记者招待会上他竟然斗胆谎称:“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在进行”,而且直言,中国的政改不能触动中共的一党执政地位。朱熔基同大多数“第三代”成员一样,做为与中共没有血缘关系的工程师,对现代民主潮流应该有先天的认同感。但是在“枪杆子”出身的元老集团的威严下,他们没有一个能够直起腰来大胆迎接现代民主潮流。如果真有这个胆量,也早就被清除出去了。那么乔石怎么样?他不是声称自己“永远不会退休吗?”但有人推断,最适合他的工作不是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而是秘密指挥中共在海外的地下活动网,他原来就是搞地下活动和情报系统出身的。

那么,中共高层是否会有隐藏很深的变色龙在等待中共元老们过世,以在那时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如果有的话,他们能否得逞?

“六四”给中共的最主要教训就是要防止在元老们过世后中国走向“和平演变”。这就是“六四”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要做的主要文章。他们终于找到一条从根本上防止丧失一党天下的道路。这就是:韬光养晦,抢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以便在有战争经验的“老同志”们见马克思以前发动对美战争,解决“美国问题”。

这样的见解是否过于荒缪?

“六四”及随后的“苏东坡”巨变使中共选定了战争道路;解决“台湾问题”发动“卫国战争”的真正含义是解决“美国问题”

凡是注意研究中共的军事发展的人,都注意到,“六四”及“苏东坡”巨变以后,中共的军事国防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同毛泽东时期一直强调的“战争不可避免”论相反,邓小平从1978 年到1988 年多次反复强调,“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中国的军费也是保持在低水平,84 年到88 年的国防支出有所下降。那时的中共把一切资金都集中起来进行经济建设。

但从1989 年年底到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共军费大幅度增加,中共180 度大转弯走上了准备战争的道路。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共走上急剧发展军事、准备同美国决战的战争的道路?

从“六四”到前苏联解体及东欧变色,中国并未受到西方国家的军事侵略和威胁,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世界上有哪一国家要发动战争夺取中国领土。那么为什么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要反复强调“主权”问题、要急转弯大力扩军备战?原来,他们讲的“主权”就是关起门来通过血腥镇压保卫中共一党专制的权利。世界时代潮流要冲击他们在中国的一党专制,当然就是破坏他们的“主权”。为了保卫他们一党天下的“主权”而对美国进行“反击”并摧毁美国这个现代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大本营,也就是必然的逻辑了。1991 年10 月一份香港杂志刊登了当时中共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代表中共政治局所做的准备战争的动员报告,这篇报告的泄漏第一次向全世界透露,中共为之全力以赴做准备的最后战略目标是征服美国。

杨尚昆说:“要准备打仗,打局部地区仗,打现代化立体大仗,甚至打核子战。这场仗从形势分析上看不可避免要打。”他针对美国要阻挡中共对台动武,说:“哪一国发动战争,挑起战争,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哪一国就必须承担战争的恶果,也必定会在哪一国土地上遭受到反侵略的毁灭性打击。”这里,要动手“毁灭”美国不需要对方率先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只要对方“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即可。这样的战争借口简直是太容易制造了,中共至今还把当初金日成发动的朝鲜战争说成是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当然,用什么手段“毁灭”美国,其中大有文章,至少人们可以想到,用基因武器比用核武器要实用可行而省钱多了。人民日报论坛上有很多文章讨论基因武器,而且六月初的一分日本报纸也引用美国国会的最近调查报告说,从九十年代起,中共的核子及生物武器发展迅猛。不论如何,这里可以看出,解决“台湾问题”只是解决“美国问题”的借口。

那些不相信中共有这一胆量和野心的人们可以再看看在那次讲话八、九年后中共的另一次表白。据香港报刊99 年5 月引用大陆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中共军委现任第一副主席张万年99 年在中共花大力提升三军“反击体系”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动员会议上讲:“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随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推行‘共同价值观念’的扩散而增加。”

这就清楚指出,中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威胁到中共一党专制的生存。

对中共来说,如果不解决“美国问题”,中共一国的“革命胜利”和党天下是不能持久的,拿毛泽东的话来讲,“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摆在中共面前的这一严峻问题在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上反复被讨论,一些卵羽下的中共卫道士们不明白邓小平“韬光养晦”的个中奥妙而高举“格瓦拉”的旗帜反复催促中共立即动手支援“世界革命”打倒美国。

所以中共表面上针对台湾的扩军备战本质上是准备对美战争,占领台湾的意义主要是对美战争的军事战略价值。

战争兴国,战争救党 - 邓小平留给中共的核心指导思想

中共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崇拜武力思想,又继承了列宁主义推崇“武装革命”的思想,经过多年的军事斗争从国民党手里夺得了中国大陆。毛泽东讲的“枪杆子出政权”成为中共最宝贵的经验财富。人们难以忘记,在六十年代中共同“苏修”的大论战中,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九评”,其中心思想,就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理论,鼓吹在全世界“武装夺取政权”。

如果说中共在发动”解放”大陆的内战时是主要以民族主义为真正的宗旨的话, 中共在”坐江山”时继续鼓吹崇拜”枪杆子”的民族主义, 就是为了中共一党的私利。中共深深知道,民族主义是过去它获得中国人民拥护的主要力量,今天在信仰危机弥漫的中国,民族主义还是它维持自己特权地位的主要根基。

用军事斗争手段获取最大的民族主义利益,从而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就是“六四”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进行武力扩张的战争兴国救党思想。

邓小平以“韬光养晦”为中心的“32 字方针”是他在中共党内军内确定的战争兴国救党口号。“韬光养晦”这四个字通俗来讲,就是“积蓄力量,不露声色,等待时机,大干一场”。那么这等待时机要大干什么,又是针对谁?有位高层将军是这样讲的:

“。。。。(对于美国)我们要隐藏我们的仇恨,隐藏我们的能力,等待时机。”

准备与美国决战,这就是中共战争兴国救党的基本战略目标。正如人们所看穿的,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民主价值观是中共一党专制的首要威胁,美国稳定世界的军事力量是中共武力扩张的主要阻力,不解决“美国问题”,中共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了“美国问题”,就赢得了世界。

可以说,“韬光养晦”准备与美国决战,以从根本上奠定中共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永久性合法地位,这就是中共为挽救中共而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这一点当然是密而不宣的。这就是中共最高层对自己最后前途的最后指望,对中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这里。

付出1/3 国土给俄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中共出卖被俄国侵占的大面积北方领土给俄国,以换取俄国支持中共发展军事力量。有人说,这是由于统一台湾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但是让我们想想,为什么不先去从俄国那里要回那110个台湾,而要准备为那一个台湾同美国打核战争?为什么要用相当于110 个台湾的1/3 国土去换取一个台湾?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不是低能儿,他们不会分不清,是一个台湾对中国经济发展重要,还是被俄国占领的110 个台湾面积的国土对中国经济发展重要。中共为了拉俄国对付美国,硬是把这110 个台湾面积的国土正式通过双边条约出卖给俄国。那么,中共在明知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的情况下,付出这110 个台湾面积的国土(约相当于1 / 3 中国现有国土的面积)给俄国,必定是为了换取远远大于这些土地的另外土地。这些另外的土地从哪里来?只能是来自计划中的对外武力扩张。虽然这一条约的签订是最近一年的事,但是这么重大的决定(毛泽东那时都没有把这么多土地签给俄国)肯定在邓小平时就已经有谱了。从中共付出这么大的国土代价可以推断出,中共需要对外“解放”多大的土地面积才能合算:如果考虑到“解放”别国所需要付出的极大生命、财产和资源代价,至少要拿到2-3 倍的付出面积才算合算。这么大的土地面积大概相当于一个美国。

广泛打入西方社会进行敌后地下活动又是为了什么?

另一个例子是,据香港杂志报道,中共在改革开放后陆续向美国和西方社会秘密派遣了大批干部子女和亲友打入西方社会。他们的任务不是简单的获取情报,而是同解放前中共在“国民党敌占区”进行的地下活动一样,建立地下组织,准备迎接“敌占区”的“解放”。根据毛泽东总结的经验,敌后地下活动(包括在“统一战线”这个公开的旗帜下)是配合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必要手段。只有根据毛泽东这一思想,人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共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要秘密地在世界各地建立秘密组织进行地下活动。

对第三代和第四代核心的监督 - 与战争兴国方针配套的组织措施

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政治路线决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邓小平在连续换下胡赵二人以后之所以能够放心、安然地去到马克思那里报道,必定是自以为稳妥地做好了高层组织安排以保证他的战争兴国方针的执行无误:以工程师为主的江核心是”韬光养晦”方针和中国复兴工程的执行者;第四代核心担负著对美决战的攻坚重任;而以军方元老为主,只懂靠武力为中共打天下坐江山的党内元老则负责对第三代和第四代核心的监督,以保证执行既定方针不走样.防止第三代和第四代核心中途被“和平演变”过去。的确,在江泽民这类容易接受西方文明的工程师、知识分子和为共产党打江山出身的老战友元老们之间,邓小平更信任谁?当然是后者。

邓小平的这种高超的高层组织措施虽然象他垂帘听政一样属于绝对机密,但还是会被人觉察出来。首先,人们万分奇怪的是,为什么惯于进行党内残酷斗争、以“粉碎反党集团”为党史线索的中共,在邓小平去世后是那么反常地安静?为什么那些老资格的元老会服服贴贴地退下、让位?这就使人想到邓小平秘密的组织措施。这一确保江核心免于被党内斗争夺权的秘密组织安排,在邓小平的一次讲话中有所反映。据「争鸣」今年5月号报道,李瑞环在今春政协党组会上介绍了邓小平1992 年上海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说,“从今秋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召开的十年,是很关键、很有决定意义的十年。这十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领导层不能动。”“只有这个核心,不能搞多中心。” 另方面,据港报报道,江泽民去年曾经对人讲过,“台湾问题要在老同志还在世时解决。”这就使人感到,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江核心并没有真正的自主权。朱熔基最近在人大记者会上关于中国政改问题的公开表态“不搞西方的议会制”,“不搞两党轮流坐庄”,看上去也是对元老监督力量的表示忠心,因为他这一表态明显地与他的个人素质太不相称!在前几年他更是独树一帜地在军队表态:“谁反对小平同志的既定方针,我就要和你们一起打倒他,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这种表忠心的姿态就更直接了。

中共高层的真正主心骨是幕后的元老集团,而非表面上忙得起劲的第三代核心。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共就把注意力放在防止杜勒斯讲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和平演变”、丢掉共产党的江山上。他们有理由对第三代、第四代一千个不放心,一万个不放心。但是直到邓小平,也没有找到好办法对付这种“和平演变”,只有靠元老们进行监督,直到发动对外战争,在世界上最后确保中共的永久性合法地位。所以,元老们不可能抛下第三代、第四代任由他们和平演变丢掉共产党的江山。在元老们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去见马克思前,他们必然要促使第四代发动这场决定共产党命运的世界战争,让中国和世界与中共共存亡!

提早启用鹰派胡锦涛接班,中共即将进入对美决战前的准备阶段

据报道,中共已经安排好,让胡锦涛提早在今秋接下总书记的位子。中共为什么急于要胡锦涛接班?这绝对不是要启用他推行民主政治,而是准备对美战争。

从根本上来说,当初邓小平看上胡锦涛,就是看上他绵里藏针的素质,认定他是率领中国同美国决战的好材料。据上述报道中李瑞环介绍,在92 年上海常委会上邓小平是这样推荐当时尚未进入政治局的年轻胡锦涛的:“工作踏实,认真,坚毅,果断。”工作踏实认真的人是实在太多了,所以这里胡锦涛最关键的特质是“坚毅,果断”。而“果断”一词在中共词典里往往是同重大军事行动有关。这一词汇在对印度及越南作战、对台湾武力威胁中都反复使用。

绵里藏针,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素质的基本评价。邓小平制定了绵里藏针韬光养晦夺取世界的战略方针,当然也需要具有这种素质的领袖完成他的宏韬大略,所以要把胡锦涛储存起来,待最后同美国决战前夕启用。而在决战以前、中国发展国力积蓄力量的阶段,使用江、朱这些既熟悉世界情况又会演戏的开放型人才,才能尽力吸取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使中国抢时间丰满自己的羽毛。

胡锦涛很少对外界暴露自己想法,只给人以和蔼平易近人的感觉。但从以下一些零星的片断,可以初步看出他的强硬特性。

人民日报互联网关于胡锦涛简历介绍说,他“非常善于以坚定的原则和灵活的策略处理复杂形势。”胡锦涛的话是:“好的领导应当鼓励民主,也能在关键时刻采取果敢行动。”有报道说,胡锦涛针对中国存在的问题,强调理性的“科学”态度和没有思想框框的“开辟新战场”。八十年代他任中共驻西藏党委书记时,曾经头戴钢盔站在拉萨大街上指挥军队进行武装镇压。

在1999年关于新世纪中国外交政策的报告中,胡锦涛强调,“中美两国发生对抗和局部冲突,.甚至引发地区性冲突战争,甚至新的世界大战。”(争鸣,1999年,11月号)胡锦涛打“世界大战”的调门远远超过江泽民和朱R基,几乎同好战的张万年和迟浩田并列。

今年1 月率中国代表团访问中东五国时,在国际上中东和平促谈高潮中,胡锦涛在叙利亚高喊“支持”收复葛兰高地的“正义斗争”,给中东危机火火上加油而不是按照联合国的精神促进中东和解。可以初步看出,胡锦涛是中共年轻领导人中能够没有思想框框地使用强硬“果断”手段以维护中共地位的最适合人选。

正因为胡锦涛将要肩负领导对美国决战的重任,中共一些与军事斗争有关的对美专门小组都由他来负责,虽然他没有国外工作及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

这些小组至少包括:
2000年中共政治局建立的998安全系统筹备组(任务是对付美国部署全国导弹防御系统); 今年刚建立的“中央对美工作领导小组”(大部分成员为军委委员,可见是一个指挥对美作战准备工作的机构);
及这次撞机事件后中共常委会建立的“四.一事件专责领导小组”。

近年来中共对进行监听侦察的美国军机舰艇的跟踪纠缠越来越多,却从未有多少长进。但胡锦涛一进入接班准备工作不久,就发生虏获美机事件,中共的战争准备动作发生跳越性变化,史无前例地取得虏获美国王牌尖端武器的重大战果,这看来不是偶然的。这也说明,邓小平有过人的眼力。

透露同美国决战的战略目标,中共的战争叫嚣并没有过期作废

在我们探讨中共的战争走向时,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共过去一些年鼓吹血腥战争的叫嚣。如果我们看看冷战结束后世界其它大国从未有过这类战争叫嚣,就可以认识中共的残暴战争本质。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些战争叫嚣是在为主动发动世界大战同美国决战做舆论准备及思想动员而不是为了吓唬美国人。

张万年: “要准备从地区战争扩散,演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上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动向1999) “打好、打赢一场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反击战争;对可能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全球规模性战争,有实质性的准备,一旦发生战争将是惨烈的,人命、财产代价也是巨大、沉重的。” (争鸣 1999)

迟浩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无法避免。问题是我军要对这场战争掌握主动权。.要准备打一年,两年,甚至三年或更长时间。”(动向2000)“战争打开了,美国的国土,侵略国的国土,都将受到致命的打击.我们拥有先进尖端武器,能作出致命打击。”(动向 1999)中共的好战言论从去年下半年起有所收敛。但这只意味著中共加紧进行只做不说的战争准备,而不是意味中共战争本性的改变。

最近江泽民再一次翘起了发动战争的尾巴,他说:“如果美国一定要利用对台军售压迫大陆,只要军售是从实质上阻碍两岸统一,大陆只能被迫投入卫国战争。”(太阳报)

请注意,这里中共又提出了发动战争的一个新借口:“阻碍两岸统一”。只要它觉得对美战争已经准备好,就可以用这一借口主动对美发动“卫国战争”,对“美国的国土”发动“致命的打击”,也不用管能否给台湾扣上“台独”的帽子。这是一个危险信号。

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用“反霸”的幌子在中国培育战争温床

被中共蒙蔽的人会说,过去饱受侵略压迫的中国人民同美国的霸权主义拼命有什么不对?

我们说“霸权主义”是一个含糊而不实在的罪名,它既不能代表杀人放火又不能代表侵略掠夺。如果“霸权”代表美国处事专横,那么这应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协商来解决,而不应通过仇恨和战争来解决;如果“霸权”是代表美国要阻挡中国人之间的互相大残杀,阻挡世界各地发生战争争夺,那么美国维持世界安定的作用应当受到肯定;如果“霸权”代表美国要支持中国摆脱一党专制走向民主道路融入当代文明世界,美国的作用就更应受到称赞。当年中共反对国民党专制时,就是举起了争取民主自由的旗帜,对美国倍加称赞。当时毛泽东多次在新华日报撰文称赞美国是中国人民的“榜样”和“朋友” 。从历史上讲,今天世界上当发达强国中,美国是对中国欠帐最少的国家,从来没有掠夺过中国的一寸土地。直到今天它也没有向中国索取任何东西,更没有象俄国那样仍旧霸占著中国的大片领土。

中共一手挑起了“炸馆事件”和“撞机事件”(前一事件是由中共使馆电子战专家帮助南斯拉夫击落美国隐型飞机引起,后一事件是更是中共主动在公海上空虏获美机,有关分析文章这里不再赘述),又对人民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充份利用这两个事件在全国掀起了仇美思潮,刻意在全国培育战争温床,为它秘密策划的“卫国战争”对美决战打下民意基础。

何时发动对美国决战,基本上决定于主要元老的寿命

虽然中共的军力发展很快,但是对于同美国决战来说,中共的准备永远不嫌多,需要利用一切软硬手段抓紧准备。但是准备的时间决不能拖过主要元老健在的时间 - 决不允许!

所以,中美决战的时刻,中华民族的最后时刻,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六四血案图片展--为了永恒的纪念

2001年6月4日 星期一

【人民报消息】中国百姓和世界上善良的人民期待着以僵泽民为首的流氓中共能给「六四」平反,其实这很可笑,为什么要求刽子手去给受害者平反呢?打倒了残暴的中共、制裁了刽子手,一切颠倒的历史就自然会颠倒过来。血债要用血来还!!!